欧阳文风在〈从513到528〉曾说：太多人的批判只是集中火力攻击张晓卿或《星洲日报》……结果古玉梁一下成了新闻自由与媒体民主化的代言人，异类媒体竞相访问，他之前所做所为，好像我们可以完全不在乎。
既往不咎，但他忏悔了吗？因为文风此问，我掂起中国总理周恩来应邀官访苏联会晤赫鲁晓夫，批评赫氏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没有正面回答，而就个人出身试图刺激周恩来：“你的批评固然很好，但是你该同意，我是工人阶级出身，而你来自资产阶级。”
周恩来思索一会，倒是不急于针锋相对，而是一如既往平和应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是，我们两人至少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彼此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
英雄不论出身也不论阶级。不管从前属于工人还是资产阶级才算“政治正确”，一概无关宏旨；关键之处在于：当下他的观点，是否有所根本改变？如果观点明显有变，则这一切的转变，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省思人物的言行，自然也宜当分开阶段评价。丘光耀博士著《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吉隆坡：大将，2007）内文曾经提在野党领袖林吉祥先生当年不置可否内安法令之事（页256-257），同理，也当公平地打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梁弘志的词里说：当意念改变，如过眼云烟。往后林吉祥1969年与1987年两度身陷囹囫，他背离了过去的暧昧，赢得永恒的丰美；他对人权的看法因此叛变，终于领先一个时代。
对岸的情节，另有这个版本：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一度大力反对草拟中的1957年（新加坡）宪法，“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例举行的笫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之条款。
李光耀当时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后来的演变呢，套句洋腔说，则是：therestis history。
评估张晓卿或者《星洲日报》也一样，14年前的528报殇（按：指2001年5月8日马华公会与《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联手收购南洋报业)尽管现在鲜为人知，但是，历史的定论自然也不是那些年“沟通平台”所刊的三两则“读者来稿”可以决定。可是，谁曾因此扪心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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