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开始进行大马家族会的调查工作，当时收集到的资料中，国内拥有家族会组织者在中南马地区以闽南人居多，其中又以永春籍占大多数。安溪籍次之，南安籍也有一些。而在北马则以漳州籍的居多。但奇特的是，除了闽南籍的家族会，其他籍贯者反而少见。而且一些永春的家族会因人口分布广，在不同城镇还增设分会组织。例如肇永公李氏家族会除了设在芙蓉的总会之外，另在昔加末、巴生和居銮分别增设了分会。
不同籍贯的社群对成立家族会的热衷程度不一。例如麻坡潮籍人士创设的蔡氏济阳公会，当中的姓氏和血缘具有高度的重叠性。但为何蔡氏族人不像永春人般积极去推动家族会的成立？反之，则以跨宗族、跨地缘的公会形式存在？
根据中外学者在中国华南地区的研究（如五十年代莫里斯‧弗里德曼在广东的研究，以及宋怡明近期在福州地区的研究），整个华南地区是中国传统宗族组织最发达的地区。按照马来西亚华社的组成结构，除了闽南籍的家族会之外，在广东人居多之城镇，理论上应当也有广东籍的家族会。同样的在客籍人士集中的城镇，也应该会出现客籍家族会组织。但事实上却鲜见非闽南籍的家族会出现。
福建和广东的农村结构颇为相似，我在永春地区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期，发现宗族的结构仍未遭受到破坏。大马永春人目前已成立32个家族会组织，在中国的祖籍地均大部份都曾是务农的乡里。这或许与永春人南来之后受环境影响，只能投身于种植业，因为生活依旧脱离不了土地，原乡的乡土文化得以滋长，在第一代移民缅怀乡情的动力促成了家族会的组织。
相对的，广东人、客家人是否因受到锡矿业的兴起和没落，人口流动性较高而抑制了原乡血缘关系的纽带的作用？潮州人因较早进驻城市区域，所以才掌握了较多的经商机会，而城市化是否抑制了家族会组织的形成，这些都值得探讨的历史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