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福勒斯特访华团，《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表社评〈送别新闻自由的使者〉，感伤“嘉宾远来，而辄离去，我们实不免有依依之情”之馀，不忘说到求真的要旨：
“敢说，敢做，敢承认，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负责，是法国人人的作风；要自由，要民主，一个字就是‘真’，真是最可靠的。真是最美丽的。惟有真才是是非善恶的最高评判。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把真相公开了，就毫无危险，就能够趋吉避凶，一切是坦途。新闻自由，就是求“真”的钥匙。”
可是，面对一个“真”字，谈何容易？钱钢著《旧闻记者》（香港：中华；2006）有个典故，说蒋介石当年主张博采舆论，话才说完，《新华日报》选刊翦伯赞的〈展望1945年〉，一刀割掉四行：
1945年带给我们的，是民主的福音。因此在1945年，中国人民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要把中国变成民主的中国。要把中国变成民主的中国……才能动员人民，组织人民。（页17）
黄泉安先生前不久发表〈苏禄军事件：看你如何善后？〉透露的，正是这么一回事：“由于官方新闻资讯被封锁，我们不得不从菲律宾媒体探知详情，幸好互联网资讯发达，而且菲律宾媒体不受我国管制，因而本专栏拾得的前因兼结论……”
读者宙斯投书〈沙巴拿笃人的一些感想〉予《当今大马》，也说出同一番观点：
武装分子与警方上周五第一次火拼，第一个报导这个新闻的居然是菲律宾媒体。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怎么可能不会受到各种流言蜚语的打击，而活在一个风声鹤唳的环境？”
部分的缘由所在，固然关系国安；可是，这么一来，谣言四起，自然是可想而知。汲取这个教训，大选将临，报、不报与不准报，如何拿捏，怎么下笔，希冀领导识do，别让首先报导历史的，仍是外国的通讯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