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团领袖和政党领导之间，光天化日眉来眼去之事，曾为黄家定复出特写〈我想说的一些话〉名篇的郑良树博士，远在70年代早有微言，透露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当初运作的举步维艰：
“以一个党外人士来领导绝大部分政治人物的理事，顶头的会长又远在千里之外，这样的工作如何会讨好？”（引自毛策著《郑良树评传》，吉隆坡：大将，2002；页164）
师有此说，生必从焉。当年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师从郑博士的何国忠博士1992年应邀点评〈评传统华团与政治的关系〉，也提出“华团里的许多领导人都有政党背景……政党是否操控了华团……华人政党的所作所为又是否有符合华团的意愿”的疑点。
同一年，何博士发表〈多元文化下的彷徨〉，援引当时华堂为例，勾画“华团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商人，为了商业上和政府为此良好关系……难免出现一些个知识分子背道而驰的声音”。
没错，华团诸多领导，不但内备深藏不露的政党背景，而且又是成功商人。受制于此，华团路线和谁平行，毋庸赘言。了解这点，华总是不是“共赴428集会”，自然备受民间上上下下注意。
华总会长方天兴先生回应的文告简短，信息清晰：“华总立场鲜明地反对设立稀土厂及支持干净选举，根本就无需质疑。”但是，华总高层届时是否接“支持但不签署”之作，“支持但不出席”428的大集会呢？
华团各方所作所为的罄竹难书，这些年月，我们一一看在眼里，多矣。当中（至少）一位，说是“敢怒敢言”，每逢国有大事，势必（循例）出国，已是一个马来西亚圈内人众所皆知的一道风景。
历史的前科，既然如此羞羞，纵然眼前八州分会舵主连成一线，揭竿起义，方天兴先生也不要因此牵肠挂肚，大家都要反了，恐怕难向atas交待。当日逐一点名记录，才来把发黄的《20年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说个仔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