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14日讯)一名巴勒斯坦人阿尔纳乌克告诉美国《纽约时报》,他曾因哥哥在以巴冲突中丧生而“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后来,他与一名美国朋友一起创立了“我们不是数字”项目,培训加沙的年轻作家,并用英语发表他们的个人文章。
美国《纽约时报》报导,2014年,阿尔纳乌克的哥哥在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空袭中遇难后,他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此时,美国朋友贝利说服他写一些关于他哥哥的事情,把他的悲伤转化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不是数字”这个名字意指数字会令人变得麻木。死亡人数越多,我们就越不愿意关心,因为人类的苦难规模可能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统计数字不会引发共情和行动,然而个人故事却可以。
阿尔纳乌克说:“这个项目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我第一次觉得有些人会关心我们。”他描述了这个项目在加沙以外得到的反应。
“我们不是数字”最初是一种纪念死者的方式,但很快就变成了生者的生命线。对于加沙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被困在一个几乎没有权利的政治体系中,经济被封锁,几乎没有就业机会,这个项目为自我表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口。
自活动开始以来,已有350多人参加。他们写下战争时期的爱情(《我害怕成为下一个死去的新娘》)、雕塑(《把子弹变成艺术》)和金钱(《巴勒斯坦毕业生的人生周期》)。他们还写了一些关于渴望离开加沙和渴望返回的文章。
巴勒斯坦人开始向世界发声
该项目的使命是让巴勒斯坦人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依赖西方“看门人”或外国中转渠道。贝利称,虽然它让有抱负的记者和活动人士与来自欧美的导师配对,导师会为他们的写作提供建议,但重点是让巴勒斯坦人决定讲述什么故事。
由于社交媒体和谷歌翻译等技术的兴起,巴勒斯坦人开始直接与世界对话,这是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或许正因如此,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自2018年以来,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千禧一代和美国民主党人中。
过去在美国很难听到巴勒斯坦人对冲突的看法。以色列在华盛顿设有大使馆,拥有许多知名团体,致力于与美国公众沟通,并仔细查阅记者的报导,但巴勒斯坦人却没有同样的公关能力。
现在,这个漏洞正在被那些家庭成员刚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普通人所填补,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子令人心碎。
许多以色列人和美国犹太人对最近几周抗议游行中,对以色列的大声批评感到愤怒,在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凶残袭击之后,这些批评尤其令人痛苦。
有时,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转变为公然的反犹主义,甚至更糟。事实上,一些批评人士称“我们不是数字”是一个反以色列组织。但最近几周,被指有偏见的媒体数量也削弱了此类批评的影响。
以巴和平共处愿景再次破碎
阿尔纳乌克于2019年获准离开加沙,前往英国的新闻学院就读。目前住在伦敦远程参与管理这个项目的他表示,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和平,非常、非常反对暴力”,这是他作为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形成的世界观。
他指出,他反对杀害任何平民,包括10月7日的袭击。他还坚持认为,只有当以色列人了解巴勒斯坦人所忍受的不公正并加以解决时,和平共处才能实现。
几年前,当犹太人开始将“我们不是数字”的文章,翻译成希伯来语并发布在社交媒体面子书上时,这样的愿景似乎还有可能实现。抱着改变的希望,阿尔纳乌克与一名以色列记者启动了新项目“穿越高墙”,为以色列观众制作来自加沙的报导。
但自10月7日以来,希望已被难以忍受的暴力淹没。现在,“我们不是数字”网站上的文章,满是关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去的感受,以及对遇害作者的悼念。
据该网站称,去年写了一篇关于衍纸艺术的文章的年轻女性索西,于10月23日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曾写过家中果园被毁故事的达瓦斯于10月14日遇难。
10月20日,阿尔纳乌克父亲的房子被一枚炸弹夷为平地,21名家庭成员遇难,包括一名侄女后来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该事件在加沙一家当地新闻机构的报导中,仅留下了这么一段话:“代尔巴拉赫的一所房子遭到轰炸,导致一些人丧生。”
如何与世界和自己和解?
阿尔纳乌克在面子书上发帖,就他们的死发问说:“我要怎样才能原谅?在这样的日子里,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怎么能够原谅自己?”然而,即使在悲痛中,他仍然坚信故事的力量。
阿尔纳乌克描述他已故的家人们时表示,他的姊妹瓦拉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找到了工作。瓦拉是一名工程师,他称她是自己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的弟弟马哈茂德一直准备前往澳洲学习政治学。他的父亲纳斯里在特拉维夫盖了几十年的高楼大厦。
他说:“在失去家人之后,我没有停止相信我所相信的。我不希望其他人体验到我现在的感受。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