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14日讯）一名巴勒斯坦人阿尔纳乌克告诉美国《纽约时报》，他曾因哥哥在以巴冲突中丧生而“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后来，他与一名美国朋友一起创立了“我们不是数字”项目，培训加沙的年轻作家，并用英语发表他们的个人文章。
美国《纽约时报》报导，2014年，阿尔纳乌克的哥哥在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空袭中遇难后，他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此时，美国朋友贝利说服他写一些关于他哥哥的事情，把他的悲伤转化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不是数字”这个名字意指数字会令人变得麻木。死亡人数越多，我们就越不愿意关心，因为人类的苦难规模可能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统计数字不会引发共情和行动，然而个人故事却可以。
阿尔纳乌克说：“这个项目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我第一次觉得有些人会关心我们。”他描述了这个项目在加沙以外得到的反应。
“我们不是数字”最初是一种纪念死者的方式，但很快就变成了生者的生命线。对于加沙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被困在一个几乎没有权利的政治体系中，经济被封锁，几乎没有就业机会，这个项目为自我表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口。
自活动开始以来，已有350多人参加。他们写下战争时期的爱情（《我害怕成为下一个死去的新娘》）、雕塑（《把子弹变成艺术》）和金钱（《巴勒斯坦毕业生的人生周期》）。他们还写了一些关于渴望离开加沙和渴望返回的文章。
巴勒斯坦人开始向世界发声
该项目的使命是让巴勒斯坦人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依赖西方“看门人”或外国中转渠道。贝利称，虽然它让有抱负的记者和活动人士与来自欧美的导师配对，导师会为他们的写作提供建议，但重点是让巴勒斯坦人决定讲述什么故事。
由于社交媒体和谷歌翻译等技术的兴起，巴勒斯坦人开始直接与世界对话，这是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或许正因如此，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自2018年以来，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千禧一代和美国民主党人中。
过去在美国很难听到巴勒斯坦人对冲突的看法。以色列在华盛顿设有大使馆，拥有许多知名团体，致力于与美国公众沟通，并仔细查阅记者的报导，但巴勒斯坦人却没有同样的公关能力。
现在，这个漏洞正在被那些家庭成员刚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普通人所填补，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子令人心碎。
许多以色列人和美国犹太人对最近几周抗议游行中，对以色列的大声批评感到愤怒，在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凶残袭击之后，这些批评尤其令人痛苦。
有时，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转变为公然的反犹主义，甚至更糟。事实上，一些批评人士称“我们不是数字”是一个反以色列组织。但最近几周，被指有偏见的媒体数量也削弱了此类批评的影响。
以巴和平共处愿景再次破碎
阿尔纳乌克于2019年获准离开加沙，前往英国的新闻学院就读。目前住在伦敦远程参与管理这个项目的他表示，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和平，非常、非常反对暴力”，这是他作为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形成的世界观。
他指出，他反对杀害任何平民，包括10月7日的袭击。他还坚持认为，只有当以色列人了解巴勒斯坦人所忍受的不公正并加以解决时，和平共处才能实现。
几年前，当犹太人开始将“我们不是数字”的文章，翻译成希伯来语并发布在社交媒体面子书上时，这样的愿景似乎还有可能实现。抱着改变的希望，阿尔纳乌克与一名以色列记者启动了新项目“穿越高墙”，为以色列观众制作来自加沙的报导。
但自10月7日以来，希望已被难以忍受的暴力淹没。现在，“我们不是数字”网站上的文章，满是关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去的感受，以及对遇害作者的悼念。
据该网站称，去年写了一篇关于衍纸艺术的文章的年轻女性索西，于10月23日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曾写过家中果园被毁故事的达瓦斯于10月14日遇难。
10月20日，阿尔纳乌克父亲的房子被一枚炸弹夷为平地，21名家庭成员遇难，包括一名侄女后来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该事件在加沙一家当地新闻机构的报导中，仅留下了这么一段话：“代尔巴拉赫的一所房子遭到轰炸，导致一些人丧生。”
如何与世界和自己和解？
阿尔纳乌克在面子书上发帖，就他们的死发问说：“我要怎样才能原谅？在这样的日子里，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怎么能够原谅自己？”然而，即使在悲痛中，他仍然坚信故事的力量。
阿尔纳乌克描述他已故的家人们时表示，他的姊妹瓦拉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找到了工作。瓦拉是一名工程师，他称她是自己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的弟弟马哈茂德一直准备前往澳洲学习政治学。他的父亲纳斯里在特拉维夫盖了几十年的高楼大厦。
他说：“在失去家人之后，我没有停止相信我所相信的。我不希望其他人体验到我现在的感受。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