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林志翰说，由于国内不同州属城乡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同，政府可依据个别地区设定不同最低薪金数额。
他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举例，雪兰莪的生活水平较高，需要更高的薪水。
“最低薪金实施后，有些公司或为了节省成本而裁员。但若看到乡村薪水成本较城市低，可能考虑去乡村发展，就可把工作机会带去乡村。”
他说，英国近年也根据不同年龄阶层推出两种机制，即时薪达5.3镑（约27.95令吉）至6.7镑（约35.33令吉），给予18岁至24岁员工的最低薪金。另一种是时薪7.2镑（约37.97令吉），给予25岁以上员工的最低生活薪金。
他解释，最低薪金制落实后，雇主往往不愿支付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太高薪水，才有此区别。
“一些国家根据不同地区及群体（如残障人士）设定不同标准，如印度有超过1200种最低薪金额。但我国无需太复杂，只依地区区分就好。”
考量社会安全网
林志翰认为，最低薪金属于人权课题，须让员工不被雇主剥削，有足够薪水应付最低生活开销，过著有保障及体面的生活。
他说，许多国家把最低薪金定在收入中位数30%至60%。因此他建议，政府可据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个人薪水计算，跟随60%标准的最低薪金就是1528令吉。若根据英国的44%标准则是1120令吉。
“最低薪金的多寡也需考量社会安全网。由于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不够完善，也应提高最低薪金额。”
他提醒，最低薪金只适用于受薪人士，大马目前约有16%自雇人士（乡下有24%）无法受惠于最低薪金。
此外，大多数“挑战贫穷线：低薪劳工怎么活？”的参与者都认为，1000令吉最低薪金根本不足够及不合理，不足以支付昂贵的生活费。他们认为1200令吉至1500令吉才足够。
虽然许多低薪员工高喊钱不够用，但相较之下，大马不同阶级的员工薪水出现很大落差。《2013年大马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时，大马员工的平均年薪是1万7304令吉，首席执行员的平均年薪则是169万令吉，是前者的98倍。
大马薪酬只占公司34%盈利
经济学者阿都卡立指出，雇主应考虑支付员工更高及更合理的薪水，因为目前大马员工薪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一些国家低，有更多盈利进入公司口袋。
他指出，大马公司去年每赚的1令吉，只有34仙（34%）进入员工口袋，其余大部分是公司盈余，但其他国家员工可获更高比例的薪水，如新加坡40%，英国及美国则约50%。
他补充，雇主喜欢支付高薪给公司高层，却只给低层员工低薪，但许多研究显示，首席执行员的“疯狂”高薪与表现没太大关系，甚至导致公司表现更差。
根据一项来自犹他大学大卫埃克尔斯商学院的麦克库本等人撰写的研究报告，领更高薪的首席执行员或导致公司表现更差。
举例，多领10%薪酬的首席执行员将导致公司未来3年的回酬下跌8%。不过，也有一些公司例外。
阿都卡立分析，我国薪水偏低问题离不开外劳政策，大马开放低薪市场，让低下阶层面对外劳的竞争，却保护高薪市场。
“当有这么多供应，为何要给本地人更高薪水？如果你不要做，就请个尼泊尔员工，月薪只1000令吉。”
他说，若政府开放医疗、绘测师等高薪行业，让老板轻易从印度、菲律宾等国家聘请更便宜的员工，本地高薪人士的薪水也会卡住。
劳工收入增 多消费带动经济
企业支付更高薪水给低层员工是否会打击经济？阿都卡立反驳说，有些雇主认为员工是开销，但其实劳工是资产。提高低层员工薪水更能带动经济成长，因为他们也是消费者。
“大马50%国内生产总值来自私人消费。当人民消费，公司本身也能获利。举例，鞋厂支付员工更高薪水，员工就可多消费，提高其他公司营业额，当其他公司也给予员工更高薪水，那其他员工也会买更多鞋，也带动鞋厂生意额。”
他指，国家银行调查显示，低薪人士收入提高后，可带动更多消费。相反地，高薪者会把钱存起来，或拿去外国投资，让我国无法受惠。
国家银行调查显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即月入低于1000令吉的人，每1令吉的额外收入，他们将花费其中的81仙。每月家庭月入介于3000至4000令吉的家庭，则每1令吉只花50仙开销。
他举例，当政府派发一马援助金后，我国的私人消费就已提高，提升了整体经济。因此若要促进经济成长，更应提高低薪员工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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