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教育顾名思义是以华语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而华人教育重点则在于华人/华裔有没有机会受教育而不论教学媒介语是华文、英文或马来文。

这两种教育孰重孰轻是个已争论百年以上的课题。在19世纪后期,不少文人已关注这个课题,其中不少人认为华侨若不接受中文(实为方言)教育,便可能沦为蛮夷,而海峡土生华裔,即峇峇便是争议的焦点。

当然,这是种中华文化中心论的观点,峇峇本来未必认为不接受中文教育便会沦为蛮夷。实际上,一般的峇峇多以接受英文教育及成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为荣,如曾著有《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一书的留英律师宋旺相(1871-1941)。他是位精通英巫双语的峇峇,即以身为英国子民为荣也身为峇峇身份为荣,也很关注峇峇方前景。他还与林文庆(1869-1957)合作出版杂志与报纸如以拉丁字母拼音的马来文报《东星报》(Bintang Timur)。伸言之,早在1890年代便已有峇峇先于马来族用罗马拼音,这的确是一项创举。

更有趣的是,出身峇峇的林文庆在留英学医时便在英国学习汉语,且回新后积极推动讲华语运动与儒家思想运动;林文庆认为峇峇应脱亚入华,再华化为讲华语与信奉儒教的华人。他虽然饱读西书,也深懂西方学术思潮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可却认为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富有科学精神,理性入世与合理的信仰体系。

林文庆还因此而批评基督教不够理性而遭到基督教徒的反击。尽管如此,他依然执著于推广儒家思想。在1890-1900年代,华社还兴起一了一股尊孔崇儒的儒教运动。这运动在新马,特别是在吉隆坡搞得很火红,如在孔子诞辰日全市休假一日到同善医院去参与祭孔大典。

在20世纪初期,反古批孔大浪潮中,竟然还有饱读西书的峇峇尊孔崇儒,这究竟是反潮流抑或是批孔批儒运动本身就是特定时代与环境的产品,是经不起长期考验的。易言之,孔孟儒学是经得起历史与时代考验的合理适用的一套信仰体系。

有趣的是,1980年代,新加坡也搞起儒家思想运动,以期能冲淡过度西式个人本位的信仰。中国大陆也在1980年代后兴起国学热。

实则,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已式微的当代中国,若再不复苏儒家的合理适用的道德伦理,中国人的道德与信仰危机恐会日趋严重。仁、义、礼、智、信等普世价值本就是维持社会良好运作必要的基本价值。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那种批儒反孔只能说是一时的激情。

林文庆搞推广华语华文运动是因为他本身是位文化寻根人,认为华语华文是保本护根,促进方言际沟通与提高语文经济价值的实用语文。

华社在20世纪后,特别是在1920年代后流行用华语取代方言教育,林文庆可说是功臣之一。无独有偶,新加坡在1970年代后期也推动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运动,也应与林文庆所说的保本护根、促进方言群沟通与实用的功利价值有关。随著中国的复苏与影响力的扩大,中文的价值也直线上升,不懂中文将是一种损失。

这里也突出人是会因势立论,21世纪初中国国贫民弱,连带中文也被人看不起,可随著中国再崛起,中国与中文也随著被看重,这就是现实。

在大马,从1900-1950年代,华文教育可说是多数华人的首选,其中文化民族主义起著关键作用;只是在1960年代,华文有逐渐被轻视的趋势。主因在于,一是中国本身不争气,搞什么不知所谓的意识形态斗争;二是,华文中学被迫改制,重英轻华成了趋势;三是,新加坡的执政精英出于反左的考虑,而有计划地削弱华文的价值,如不愿意承认南洋大学的文凭,也不愿意资助南大;四是,英文已崛起为强势的世界性语文。

这些因素皆综合地钝化了华文价值,使得更多家长在1960年代选择把孩子送入英校。1965年沈慕羽发动华团签名签章争取华语华文列为官方语文及建立华文大学,便不受马华认可。不仅二毛子陈修信不支持,连懂华语华文的李三春也不支持。
陈与李的观点是华人教育比华文教育重要,英文教育的出路也比华文教育广。

毕竟,英文是强势语文,也是上层阶级与工商界的流行语文。此外,当时的马来执政精英可以接受英语教育,却不能接受华语成为大专院校的用语。这种重英轻华语的倾向自有其历史与现实因素。

其结果之一就是华文大学被拒,即便闹上法庭也无功而返。在这上诉案中,5位大法官中有4位是马来族,只有一位是华族,其结果可想而知。只是,做为一种妥协,华文大学虽被拒,华人学院即拉曼学院则被允许创办,政府还愿意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资助。

很明显,这是个华人教育先于华文教育的政治选择。日后的发展则是,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大专教育也成了多数华族的选择,华文大专院校反而不是一般家长和学生的首选,这显然是一种功利性选择。

深层地看,当代华族是重视华语华文的;只是不少人认为,只要接受了6年的小学华文教育,便足够应付。在中学阶段,可以是英语或华语(如华中与独中)可到了大专院校,大体上,多数人还是认为英语更重要。可以说,这是一种综合平衡的考虑。护根与功利出路兼顾。

这不是一种只是选华文教育或华人教育的二元选择,而是一种折衷,鱼与熊掌兼得;只是这个兼得当然得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就大马或新加坡的多元语群环境,这个妥协也是难以厚非的。

当然,有道是世异则事异日后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谁也不知道,就如同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谁会想到孔学儒术还有翻身的机会?人类社会是不断演进的。我们也不必把一些时兴的潮流视为天经地义与永恒不变的真理。

顺便一提,华人教育与华文教育也会带出其他衍生课题,如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华人的华文或非华文作品),以及不同类型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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