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当代绝大多数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即便在面对严重疫情时，一些国家如美国、巴西等，也把增长放在首位。为何增长那么重要？因为，增长能创造就业，提高人民收入，增长国力，缓和政府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它能提高政府的正当地位，也就是人民心悦诚服的支持。
争取政权的正当性（或用中式说法义理性）是政权能否存续的关键因素，一个政权要得到正当性，首先是要经由合法的程序取得政权，如选举。之后便得拿出政绩来，有政绩才有权威，才能让普罗大众心甘情愿支持这个政权。因此，即便非选举型国家如前社会或共产主义国家，也致力于增长。
在1950-6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率并不输给发达资本主义国，考虑及当时是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发展黄金时代，前社会主义国家成绩也是不俗的；只是进入1970年代后，便失去了动力。主因在于不能长期维持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及计划经济日趋复杂与官僚化后，无法反映经济现实，以致后劲不足。这里也突显出讯息与激励的关键作用。
福利政策易放难收
其实，在进入1970年代后，发达工业国的增长率，也较1950-60年代低；只是，整体上依然胜过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进入1980年的讯息与全球化进程后，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阵营抛在后头。当然，由于发达工业化国家起点已够高；外加上人口老化，全球化，科技进步的作用等，他们在1990年代后，也面对著诸多政治、经济，甚至道德风险的挑战，如福利国削弱了工作人口的积极性与养成依赖政府要国家养的心态。
这些综合因素使得发达国家面对日益的挑战，特别是政府财政的压力。本来，财政压力是刺激改革的主要动力，有压力才有动力。否则人类是有不推不动的惰性。这是人性。尽管自1980年代起，不少发达国便表面上有意进行改革；可实际上改革很有限，在不少国家，甚至出现福利强化的趋势，如出台更多福利项目及提高福利的标准；特别是在工会富有活力的国家如法国。这也突显出选举民主有一个激励政党与工会讨好选民与会员，而非求好的特性。这也说明，福利是种易放难收，易上难下的刚性政策。
随著人口老化与少子化，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均出现了两个在职公民养一个退休人员的现象；这个负担比率（赡养率）还会在2040年代剧化为10在职公民养7位退休人员的现象。生之者少，食之者众，这问题最终会否得到解决，殊难确定。一个可能性是，政府财政更趋沉重，下一代前途会更暗淡。
因为，政府的收入中，日益多的收入，得花在养活现有的人口，而非生产性投资。可没生产性投资又何来增长？没有增长，政府又如何提高收入以维持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职能？
缺乏生产性投资
一个可能的出路是，进行更激烈的收入与财富的重分配。可这也是治标不治本。首先，有钱有势者会反对提高个人与公司所得税，或其他税种的税率。在美国还出现政府大幅降低公司税的政策，这又剧化了竞相大降公司税的竞争。其结果只好转入提高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或是提高增值税率（即大马所谓的GST消费税）。
要提高这些直接税或间接税收，前提是要不要能增长，且增长率得快过公共债务的增长率，就是问题症结。如何使增长率可能加速？答案是提高生产性投资，可这又正是现在许多国家没能做到的重任。不仅发达国，连发展中国家如大马也面对这个如何提高生产性投资的挑战。
就大马来说，近年来公共投资在总投资占比日趋下跌。政府的收入中，更多的收入是花在行政开支与各类补贴，而减少公共投资。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就如发达国一样，由于日常与行政开支高居不小，无法腾出更多的资源给生产性投资，而缺乏生产性投资，当然推动不了增长。增长不高又如何提高人民的收入与消费？没有更高的收入与消费又如何提高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的收入？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从数据来看，在1980-90年，大马的年均增长率是5.3％，全球排名第17高；1990-2000年是7.1％，全球排名第5；可进入2007-2017年，年均曾长率只得4.7％，排名跌到第44名。虽说比上不足，比下有馀，可大马是个发展中国家，且在2030年会进入高龄少子化社会，即有10％人口是65岁以上或是15％的人口是66岁或以上。
外加上政治日趋福利化及福利日趋政治化，大马恐怕也会走入西方发达的福利刚性国境。实则，由于大马成年人三高（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肪）的占比高，医疗支出更会日趋沉重。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公共财政目趋升高，是预料中事。而高公债又会挤掉生产性投资，前景不容乐观。
另外，大马已是个中高收入国，可基本上依然靠低工资来吸引国内外投资。既然是低工资竞争力，一般工作人口的收入，当然也不易大幅提高。加上全球化与区域化致成的逐底竞争的压力（即斗廉价）、工资更难提升，若人为地用最低工资制提高工资，又会进一步削弱竞争力，更难留住本国企业更遑论吸引高素质外资。
产业升级突破困境
要突破这个困境，出路便是提高一般工作人口的生产力，技能及经济活动的层次，即产业升级。一国要提升生产力，技能与经济活动的层次，首须政府大力投资于人民及生产性基础设施。这些都得靠公共投资而非私人投资。因为，这些是众人皆可利用的公共产品，私人企业在商言商，不会做这些具有公益性质的活动。
只有公共投资开创出具有竞争力的公共产品，如有实用知识技能的人才与基础设施，国内外企业才会进行投资。易言之，只是说靠私人投资来推动增长，而没有相应的公共投资，成果也将有限，特别是在产业升级方面。政府不能成为公共投资政府，而只是一昧消耗资源，前景如何，大概可未测先知，这就是大马面对的困境。
大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可竟然面对发达国同样的困境，这是否过于早熟还是未老先衰？不能成为突围国家就只好安于现状与未来，至于下一代，那是下一代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