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中国顺利完成第三次世代轮任集体领导制以来，中国的内政外交，均出现了颇大的变化。首先是，具有世代交替意义的轮任型集体领导制可说已确立（第一次是1997，第二次是2002），其次是，在内政外交上，出现了新战略目标与作用，这些均可从多个方面来观察。
就内政而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给人敢做敢为，敢合理冒险的执政方式，如铁腕整党，大规模与高调的反腐倡廉，扩大中纪委权力及集中权力办大事的体制改制。就权力集中言，应是个具争议的课题。有一种看法是权力是中性的，要办大事（不论是好事坏事）均得集权才可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只是这也有其内在风险，特别是行之多年之后，这里就涉及了如何搞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
外交风格不同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有治人无治法”对“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持久论战，大体上，在大变革时代“治人”占上风，在长期和平安稳时代，“治法”占上风，当然这是个程度的事宜，两者是可互补的。
从外交的角度看，习近平执政的外交风格与前两任有颇大的不同，主因之一在于，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中国与10年前的中国，在多个方面，如综合实力，甚至是软实力（如孔子学院、大众娱乐产业等）方面，均有了颇大的变化。
单就经济贸易言，今天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出口国与第二大进口国，如在2014货物出口是2.3兆美元（9.9兆令吉），进口是1.9兆美元（8.2兆令吉），当年世界总出口是19兆美元（81.7兆令吉），也等于进口是19兆美元，这个实力，足以让中国发挥相当的“以商围政”的经贸外交。
在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的后冷战年代，这种经贸外交确可发挥颇大的作用。毕竟，冷战后的世界，是个偏重经济与科技竞争，而非不实际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竞争的时代。
中美化敌为友
有趣的是，中国也曾走过意形态挂帅的外交时代，这当然也有其特定的时差背景，人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大体上言，在1949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代中期，中国走的是向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偏向外交政策。说起来，这也有其无奈，因为当时美国不承认中国还封锁中国，不一边倒向苏联也无别的选择。只是，国与国的关系，似乎常受到只有永远的国家民族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的规律所制约。
到了1950年代中后期，中苏竟然交恶到断交的程度，在1969年，甚至开战（珍宝岛事件）。这就使得1960年代的中国处于危险处境，一方面是北方苏联有百万驻军可能犯境入侵，另一方面是南方有美国越南开战。更糟的是，这时期还发生文化大革命，使外交出现混乱。幸好，进入1970年代后，中美化敌为友，联手制苏联形成了反修（苏联修正主义）与反霸（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即统一战线）外交。
和平共处原则
1974年，毛泽东还提出了美苏为第一世界，日本西欧为第二世界，中国和绝大数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的三个世界理论。进入1980年代邓小平掌权时，中国又转方向走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自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在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原则方能真正落实。所谓五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
务实的邓小平体会到中国的急务要务是搞4个现代化，以期能脱贫致富，建立温饱，进而进入小康的国富目标。
应该说，自18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追求国富兵强或民强是中国百年以来的梦。惜建国以来便困境重重，要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化民族自豪感与综合实力等均不顺利。也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便成了硬目标，而要怎样发展走什么道路，就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方法来决定，这个渐进摸索的历程，确也让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近年来被通称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或中国模式（China Model）。
从政治角度看，这是种集权的威权体制，从经济的角度看，可说是种战略性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Strategic Capitalism/Socialism）路线或综合地看是政左转右路线。
天时地利人和
说战略性资本或社会主义是因为现阶段的中国，是个国有与民营企业大体上各占一半比重的混合经济体。说战略性是因为这是一种既与西方不同也与其他发展中国不尽相同的有战略目标结果，国家主导与释放民间活力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或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
从实践路线看，应该说，整体上成功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它的成功也是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产品。说天时，是因为这是科技进一步带动全球化的时期；说地利，是因为中国位处经济充满活力的东亚；说人和则是历经多灾多难的中国，在邓小平执政时已大体上取得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共识。
中国发展守则
就外交言，邓小平诚知，和平与发展是中国搞经济建设的前提，故在外交上也得走冷静观察、沉著应付、稳住脚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20字真言守则，应该说这20字真言是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的守则；只是，时移势转，随著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及时代的要求，中国也得由消极转为积极，从被动转向主动，从韬光养晦走向强势外交，适度地高调主动把中国威胁论转为中国责任论，甚至是中国机会论！
中国已不再是单纯的世界工厂，而是兼具世界市场的实力。实则，中国也在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多贸易伙伴的国家，其外汇储备也是世界第一。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利人利己的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战略，自也是顺理成章。
深层地看，若发达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的话，亚投行与一带一路也未尝不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自救的一个出路，从韬光养晦到强势外交，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机会论，也应是个合理合情的转变，至于能否真正做到合作共赢就让时间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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