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第二财长佐哈里公开说,大马一个公务员为1937人服务,而在中国与印尼,其对比则是1人对约110人,韩国则是1对71人。
这段话可以从正负两面来解读。从正面看,这可以表示大马政府是个服务型政府,可以更周到地为民服务;从负面看,则是政府过于拥肿,公务员过剩,进而为人民与工商界增加负担,甚至削弱大马的竞争力。因为,人员过剩,效率反而可能更低,造成集体无效率的后果。
公务员过于马来化
更甚的是,人员过剩会逼政府加税与加紧追税,使资本与财富从民间转向政府,进而削减了生产性投资。约言之,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否则,便会致成通货膨胀失控,如1980与90年代初期的许多南美洲国家的实例,如巴西、阿根廷的通膨失控。
大马公务员过剩事宜,是近年来颇受注意的现象,可又不便公开讨论。因为,这会被解读为反马来人。之所以,大马的公务员中,马来人占比偏高,如在2009年,大马劳动力约为1200万人,可公务员却占了约129万人;其中,马来人占77%,砂沙土著占了8.7%,华人6%,印裔4%,及其他族群4.3%。
这样的族群组合,突显出过于马来化,也与本国族群人口比率相去甚远,因马来人只占人口的约55%。可也有高官说,马来人占比高是因为民间部门不愿雇用马来人,故政府不得不取而代之。民间部门与外资是否在雇人方面有种族歧视,如爱雇用廉价外劳而不爱雇用印裔等,确是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供过于求的失衡
什么才是个适中的政府规模,这向来都是政经界的热点课题。一般看法是,政府过小也有其弊,特别是在公共教育与公共医疗方面,如果人员与投资不足,不但对穷人不利,也会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升。这里还涉及了公共投资国(Public InvestmentState)的概念。就大马言,一般多认为,大马的公共部门确是过于拥肿,应力以简化与瘦身。
至于为何会过于拥肿,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1997-98年金融货币危机后,大马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跌。从1987-97的年均9%的增长率,跌到这10多年来的约5%;与此同时,我国又在这期间大事扩大高等教育,年均有约100万公私大专的在籍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出现僧多粥少的供过于求的失衡。
吊诡的是,尽管缺乏体面的白领就业机会,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又严缺人手,以至有好几百万的廉价外劳在马从事较不体面的工作。反讽的是,大马人又到新国当“马劳”。
这里,也突显出一个劳动力与市场需求失配(Mismatch)的现象。一方面是受过高教者学非所用,或是某些人认为是因为高教者英语不佳、沟通能力差、要求太高等。其他方面则是,政府严厉控制廉价外劳,又致使许多劳动力密集产业(如家具工业)因缺人手,而失去了订单,从而也减少了制造业白领的就业机会。
二元化劳动力市场
因为,一间劳动力密集的行业,通常也需要10多名行政人员(白领)。所以,严控外劳,其实,也会损及体面的创业机会。特别是在这个“逐底竞争”(Racetothe Bottom)的全球化与区域化时代。
据此而论,马来西亚的问题其实是无法创造一个二元化(Dualistic)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是本国人从事较高层次的体面就业,而廉价外劳则从事较低技能、低知识密集的工作,如台韩新便较成功地创造了二元化劳动力市场。这是一个较能鱼与熊掌兼顾的两全之策;只是,马来西亚的教育与培训制度上的问题,以至于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缺乏实用的知识与技能,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伸言之,只要不改变现有的教育与培训制度,马来西亚就无望创造二元化劳动力市场;当然,也会减少创造体面就业的机会。其结果就是,政府得收容这些高教失业者。因为,高教失业者是最不安于室,也会最闹事的一群,他们会危及政权,壮大反对党,如许多中东国家便是如此。
牺牲下一代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自保,当然会只顾眼前保住政权,雇用他们,以保政权。与此同时,随著两线制的出现,也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那就是,更激烈的党际竞争,也激化了民众(粹)主义政治的壮大。在斗民粹的条件下,朝野双方便只好斗讨好而非斗求好。
这就是选举民主的悖论之一。从好的方面来看,它无疑使政权更看重民意;从坏的方面来看,就是双方都变得机会主义与短期主义。其最终的后果,也可能是以牺牲下一代的利益作为代价,如债留子孙。实则,代际不公(Generation Injustice),已经成为了当代政经的主题之一。
在大马,近10年来的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是,公务员调薪的次数与幅度,高于民间部门,这才是公务员薪酬占开支总额节节高升的主因之一。另外,由于退休公务员也递增,这就使得这类支出在总支出的占比,较10年前高得多。如在2000年,薪酬与退休金支出只占行政支出的16.4%与4.2%,可到了2005年,已升到23.6%与6.8%;而在2015年,又进一步升到29.4%与7.3%!
著重理论与实践
结而言之,只有改变公共投资的方向,提升国民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创造有效的二元化劳动力市场,激活市场,促进竞争与开放,才可能让市场,而非政府消化有用的劳动力。学要有所用。
其实,大马应该向1960-80年代的台湾,或是一向以来便重视技职教育的德国与瑞士学习。他们的高中生(16岁后)有75%是进入专科学校,而非一般的学院。由于著重理论与实践合一的双轨制,他们的毕业生多数是有即战力的实用人才。大马人即便要到外国当外劳,也应是有证书,有技能的高薪外劳,而非廉价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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