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代马来社会出现宗教复兴与宣教(Dakwah)以来,大马的非穆斯林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的宗教复兴现象。之所以,除了彼此间相互刺激之外,也与这时期,大马进入较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与种族取向的公共政策有关。
就泰米尔族而言,学者Andrew Willford在《自由之笼》(Cage of Freedom):大马的泰米尔认同与族裔迷恋一书里(2007)认为,大马的泰米尔族是个充满悲情的民族,特别是下层的劳动阶层,是在多方面均被边缘化而苦无出路的边缘化群体。这个可悲的处境,使得他们倾向于在宗教上寻找出路,可实际上,又未能真正改变他们的不利处境。作者还综合运用了现象学、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这个现象。确也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通常,谈到宗教信仰活动时,一般上多会从传统信仰的角度来谈,可本书却从种姓(Caste)与阶级(Class)的角度切入。在2015年,大马的印度裔有约196万人;其中,泰米尔族占了约87%,其他如Telaga、Malayala、Sikh则各别占约2%,余者为其他印度裔。
从宗教信仰来看,印度裔有约84%为兴都教徒,约7%为基督教徒,穆斯林也有约5%,而且有改信基督教与伊斯兰的人数,有上升的趋势。
这个脱教趋势与大马政府大力推行伊斯兰化,均使得印度裔感到忧虑,从而强化了他的族裔与宗教醒觉。只是不同种姓与阶级的印度裔,则有不同方式的回应。
大体上言,较高层的中产与资产阶级,会倾注重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大传统,也就是较高层次的文化与宗教内容如Ramakrishna Mission(罗摩里天传教会)及Temple of Fine Arts(美术之庙)。
强调对神虔信
这些高层次的兴都教徒,很怀念千多年前,佛教与兴都文化与宗教对马来半岛的影响,也希望能重振这些软实力。毕竟,许多西方人士均很爱慕这些高层次的印度文化产品,也显示印度文化与宗教,的确有其高明之处;不然,何以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中产那么爱好这些印度传统?据此,印度人也应对自己的文化宗教有信心。
只是,曲高则和寡,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劳动阶级并不爱听这些高调,他们反而倾向于重视仪式(Ritual)与虔诚信仰的虔信活动(Bakti)。虔信活动的特点是,他们偏重仪式主义(Ritualism),也强调对神的虔信,而不是高谈宗教哲理。这种虔信运动,在印度被穆斯林统治后,便已出现,可说由来已久;只是,它对大马泰米尔劳动阶级,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自殖民时期以来,下层的泰米尔族便被集中于孤立的种植园,与外界的接触少,园内即便有提供一些基础教育,也颇有限,这就使得他们知识水平较低,也缺乏与时并进的技能。在1970年代大马出台新经济政策时,他们也没受到照顾。在1980年代,西马西海岸各州快速发展时,有许多种植园也被转为工业区、商业区或住宅区。通常情况下,在这转型过程中,他们也没得到适当的赔偿或安排。这也使得他们迁往城镇的贫民区或木屋区去找生活;其中,有许多也是就业不足的日工或短期工人。这样的困境便使得他们备受生活压力,年轻一代更易误入歧途。实则,他们的自杀率也偏好,被关进监狱的人数也远高于其人口占比。
冀获神明保佑
其结果之一便是,他们中有许多转向宗教求救,希望能从虔信中,获得神的爱、照顾与赐予他们力量。这就是何以,诸如大宝森节或AdiPuran(女神崇拜)类的虔信运动日趋壮大的主因。像大宝森这样的群众性宗教活动,不但能为劳动阶层提供一个肯定自己宗教与族性(Ethni city)的机会,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族他教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据知,不少泰米尔人热情参与大宝森的主因之一便是,突显他们的认同与个性。这是被边缘化族群肯定自己的一个方式。
只是,不少中产印度裔并不屑这些层次不高的宗教活动,也对此做出诸多批评,如那些自我折磨的仪式。就这些自我折磨的仪式言,虔信者则认为,这是他们对神忠诚的虔诚行为,神也会因此对他们的虔信给以回报。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或许,这是一种过度补偿(Over compensation)。有点像中国人喜欢阅读武侠小说,从武侠中的侠客行为中,获得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拨乱反正,替天行道的替代式(Vicarious)满足感。毕竟,对泰米尔劳动阶级言,大马是个充满不义不公的社会。这也是何以在2007年底,他们会发动兴权会运动(Hindraf)的主因之一。只是,即便搞了兴权会,结果依然是旧态依然!
看来,泰米尔劳动阶级,还得继续从虔信式宗教运动中寻求生命与人生的慰藉;毕竟,这个多元的大马社会,对他们缺乏同情心,至于他们中的中产与资产阶级,Willford认为,维持现状对他们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因为,阶级与身份地位的具体利益比抽象的族性认同更实际。若他们与泰米尔劳动阶层一齐造反,反而对他们不利。易言之,还是识时务地依附巫统才是硬道理。除非巫统也逼得中产走投无路,才会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