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钱虽非万能，没钱却万万不能，这确是至理名言。不仅贫贱夫妻百事哀，贫困国家百事衰，连富裕国家也因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面对诸多问题，如因债台高筑而得延长领取退休金年龄，或减少领取的金额，所引发的大规模示威。
就国家而言，收入无非来自征税，也只有征税，才是可持久的收入来源；只是，要多少才够用才能收足抵支，则视国情而定。如在高福利国如西北欧，国家税收通常可占到GDP的50%，且长期出现2-3%的预算赤字，也就是不足金额可高达GDP的2-3%。在中度福利国如美国、日本，也可占到GDP的30-35%，大马则通常是收入占到GDP的20%（只限联邦政府，不包括州与地方政府）。近年来，大马的预算赤字，也常占到GDP的3-4%。在许多国家，年度预算赤字，已成了常态，大马亦然。
要如何应付这个长年赤字，除了节流外，方法还有3，即加税举新债养旧债及用通货膨胀来抵消赤字，也就是印钞票来还国内债务，让债主与国民的财产与收入缩水，大刀削弱贷币的购买力。这个方法，通称为征通膨税（Inflation Tax）。这是无声无息地把钱财从私人转入政府口袋的阴招。
显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邪门外道如长期举债与通膨税均非长治久安的正道。正道依然是，得先创造出充分的体面就业与财富，才可能有可持续的正当收入来源。
税率太高国企出走
于此，就引出了征税对经济增长及公平分配对激励与效率的课题。这课题，并非简单的技术性课题，而是涉及了实质的利益分配冲突的深刻问题。比方说，一般来说，有产者与右翼会较偏向拓宽税基（Tax Base），减低个人与公司所得税，或取消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或财产税与遗产税，而无产者与左翼，会较偏向高累进税率，资本利得税等。这就突显了思想主张与利益的关系。
之所以，有产者会说有激励才有动力，没有诱因（Incentive），人民就缺乏干劲，也不愿储蓄或进行生产性或投机性投资。因为税率太高，不但人没干劲，连本国企业也会出走。结果是，财富与就业机会会流失或根本就没有。据此，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广基（Broad-Based）的消费税。一来人民会有干劲，公司也愿意投资、创富与创业。约言之，消费税有利增长，甚至可能有利出口（应出口商品不含消费税，或对进口贷抽消费税可抑制进口。）进而言之，设计严格的消费税，尚可打击地下经济、漏税、逃税等可说一举多得。
惟左翼与无产者则持对立观点，认为消费税是劫贫济富，故应以高个人与公司所得税，财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来均贫富，从而也可广大普罗大众的购买力，进而有助于刺激增长。因为在现代生产过剩时代，有效需求已变成维系增长的最佳动力，没有有效需求，增长也难以为继。因此，从利人利己的双赢角度看，高所得税才是正道。
在上述的左右论述中，究竟是左对右错，左错右对，抑或是在一定程度上，两者皆是，也两者皆非，确是令人左右为难。毕竟，连一流的经济学家间均各执一词，这又叫素人，非专业的普罗大众如何取舍？
知名的名产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在其2015的新著《大鸿沟》（The Great Divide）一书中则认为，选左就对了。因为，1%所有，1%所享，1%所治所致成的1%的问题（如消费不足，不当寻租，有欠公平，引起普罗的不满与不信任感），已损及经济增长与社会一体感。
而左翼著重可持续增长，包容性增长，适当的政府角色，适度的政府干预市场等，均较合情合理的选择。他还在书中举新加坡与北欧为例，认为这些模式是既能实现高增长，也能实现包容社会的模式，如新加坡的拥屋率为约90%，而美国仅是65%。同理，新加坡的高达36%的公积金，也保证了增长与包容的兼容性。当然，比较而言，民主平等的北欧更是卓越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