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个名字。在宗族社会里，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可任你呼唤的，令尊和尊师的名字便是一例。不过，在个人主义或资本主义盛行的社会里，我们就可以直呼其名。这种社会变迁是相当悲痛的。
犹记读书时，曾涉猎过希伯来人的“宗教观”、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理念型”、史朋格勒的“西方没落论”、英哲罗素的“不可知主义”、蒋梦麟的《西潮》、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综其所言，东西文化的差异的确很大。让这些差异并行存在？或融会贯通？清代大师张之洞其实已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很简单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蔽之。李敖的“科技与梅毒”论点是全盘西化。儒学家杜维明在北京领取2013年“中国文化奖”后致辞中，再度肯定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世界性。
以上各论述的指涉架构不尽相同：有以文化行为、经济发展、或政治体制作为论述的框架。
最近，阅读了一篇美国著名的智囊团队“兰德公司（RandCorp）”的2013年终报告，它把我送进时光隧道，重拾上述大师们的牙慧。这智库设立于1948年，目前聘用及为其提供咨询的专才共有千多名。它是美国国家所倚重的民间商业机构之一。
该报告指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使得它不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主要的原因有好几个：不设国教以及过度维护家族的利益，人民因之变得缺乏公德心、残酷无情、热衷于鬼神的膜拜、酷好声色犬马等等。但我觉得，著眼于资源的累积与分配的层面，致命的一个是家族制度；而被误解颇深的是缺乏国教。众所周知，仓廪实而后知荣辱，国必先富后始能强，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国家发展的过程。
人类仍有各类恐惧
该报告分析说，中国人没有固有的宗教信仰。在中华文化里，鬼神迷漫，那是不争之事。大中华民间到现在还是深信风水、妈祖、三太子、九皇爷、城隍等等等。过去帝皇祭拜为祈求国泰民安。民间纵使在现代，祭拜则是为自己或家人。
法国学者涂尔干认为，部落民族因无法控制自然现象，如各类天灾，求神拜鬼是必然之事。人类目前征服和控制环境的能力虽大有进步，却还是没法避免各类的恐惧，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故神鬼仍依附在各人心中。于是，人类对宗教的态度有三种：全信制度化的神、只信非制度化的鬼神、以及不可知而暂不信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国教所指是第一种，不是中华民族固有的。
共产国家与经济因素
说中国不富强或不会富强，那是指中国在近代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在之前，朝代中国有强有弱之时，但却和设定国教与否，没什么关联。只可惜兰德公司所述，并没涵盖帝制中国。
若兰德公司所指国教为基督教类属，则更不必拉进帝制中国，因为中国国内从来未出现过大量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徒。这会阻碍国势发展吗？可能会的。但国家中采用衍生自新、旧约的信仰的，未必都是强势国家；贫国数目甚至远超过富国。
宗教信仰为个人提供精神的、心理的平衡；本质上，它不导引信徒走向物质的狂热追求。诚然，韦伯是从新教（基督教的一种）的伦理发现资本主义的精神：即新教教徒受到感召后，不怠不懈地工作而“意外”地给带来了资本的累积。
感召也可以来自非宗教性的伟大人物，或主义。韦伯仅说新教给予这种感召，却没否定其他种类的感召。因此，任何信仰者在勤奋工作的信念下，最终同样会获得如新教徒那样把资本累积起来的结果。共产主义就拥有这种动力。只可惜无论信徒多么的献身投入经济生产，很多共产国家并没致富。这暗喻著不是因为共产党不信神，而是另有他因；也刚好是经济因素。
经济学的基本课题是“生产与分配（或消费）”。共产社会的人民共同努力生产是无可质疑的。但社会主义主张各尽所能后，各取所需。如此一来，不应该分得一杯羹的也获得同样的一份。这类分配，如大锅饭制度，应会使社会趋于稳定；这也是该主义的终极目的。可惜的是，分配或消费之后所剩余的、能再投入生产的资源，恐已不胜淡薄，以至不能有效地推动资本密集的经济活动。设若新教教徒，把每天所生产的都吃光光，那韦伯就无法观察到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了。
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只注重拟制亲属，如同志，“老大哥”，而不是传统社会的血缘和亲情；六亲不认就是了。这本来也应是促成资本累积的一个途径，却因“平均分配”的实践，以及禁止把没消费完的资源累积起来，共产国家的走资派仍无法真正的壮大起来。
中国的大家族制度
同理相伸，家族制度亦是倾向削弱资本累积的一种制度。与西方个人主义的经济活动作比较，中国的家族制度，的确会弱化资本的累积。共产主义既不提倡宗教，亦不重视亲属关系。本来的单孩人口政策，在生产与分配两边也正好都兼顾到。分配还是社会主义方式，却因单孩所得的配额仅是旧社会制度下的一半，甚至更少。这也许示意著中国当今的高资本累积，并没被大家庭制度消耗得太多。人口学家当然知道单孩政策的后遗症是，它会造成消耗性的“依赖人口”的暴增。那是后事。
若资本主义的精神是指资源的累积，而累积的最终目标是再投资，以增加资源，则中国大家族制度的确是市场经济的绊脚石。家族制度的基石是对父母辈要奉养，对下辈要照料。这种精神的实践，对一个已有家室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他须把大部分的所得拿来奉养父母，和照顾小孩几乎直到他们成年为止。我们仅需用简单的算术，便可算出，一般受薪者在扣除了上、下两代的经常开销后，个人所剩的还有多少可用来投资。把这和西方的个人做个比较，哪个的资金累积率会比较高？
家族制度的另外一种特征，或缺点，是薪火相传。在传统社会里，要的是一个“姓”、或一个男孩。若第一胎不是男的，接下来的所需的开销就几乎加倍了。如此类推，资本累积就会递减。
曾几何时，方言群认同为海外华人提供了社群凝聚力。在不少的传统经济活动领域里，资本的流动虽经常局限在同一方言群内，却也已跨出了血缘的局限。这些经济活动包括了三行、采矿、南北货进出口、三把刀行业、医药等，每行的职员几乎得操同样的方言。国民政府引进了当时的“国语”版教科书，以及接踵而来的“普通话”大众传媒后，过去仅流动于方言群内的资金，乃得以扩大至整个华语群。
可惜的是，华语群并没摆脱香火相传的传统观念，在经济圈里，那可是挥之不去的克绍其裘的另种含义。原意指孩子继承父母的经济活动，由此延伸的意义是指父母把事业传给孩子。一般的认知是因为孩子会比较可靠，而不是因了孩子的专业。此类坐享其成的事业传承，多缺乏资本主义精神所强调的斗志和创新。要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存，斗志必须旺盛，创新又须日新。常言道“财富不过三代”，应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观察。
貌合神离的资本主义
另类挥之不去的家族主义，便是父母为了要维持家族的声望，一早就安排好孩子日后的职业，若医生、若律师、若会计师等。那是一种貌合神离的资本主义。家族主义已深植中国传统社会，要昂然走入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很痛苦的变迁。
当然，个人主义社会，和相辅相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仅是一个功能性、条件性的“老吾老，幼吾幼”的社会。它当然远离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其实，被兰德公司所诟病的中国家族制度，一般上也仅达到“老吾老、幼吾幼”的境界。
窃以为，“直呼其名”的文化，是氏族社会转型的一个指标、一个过程。到时，你孩子开始直呼大名，而不再称你“爸爸”、“妈妈”。
在职场，你也不必称“董事长”，而直呼其名。若你不因此斥责孩子，老板也不因此斥责你，那资本主义的精神，应指日可待。一俟在校的学生都停止叫“老师”而只直呼其名。资本主义精神，便呼之欲出了。
我们拭目以待：一种悲痛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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