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写了一篇“新加坡华文书商是香港华文出版业的奠基人?”的文稿,蒙南大中文系张钊贻教授的推荐,转去汕头大学的“华文文学杂志社”,且有幸发表在2013年01期的《华文文学》双月刊里。不过,文章的标题被改为“香港出版业与五六十年代的新马图书市场”,而且作者的名字也被误植为“陈蒙正”。近日对该文稿作重新审视,发现该稿对香港当年出版业的发展经历和海外市场的情况,没有作较为深入的探讨,实在是很严重的欠缺,逐作本文给予补充。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居民以华人占绝大多数,中文又是香港的第一和通用的主流语文,因而它跻身为世界华文出版业的三大基地之一,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凭著香港当年不足三百万人口的本地图书市场,就足以让它登上世界华文出版界三大基地之一吗?若对香港出版业早期的发展经历,作深入的检视和回顾,就不难发现,新加坡书商对香港出版业的发展,不论是在产业的整体规模,所出版图书的品种类别,出版行业人员的培养和建设,尤其重要的是,在市场的开拓等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和贡献。

早期香港的中文图书业务(尤其是教科书),从30年代以来,基本上仰赖上海、广州供应。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少左翼的文化人纷纷返回中国大陆,国民党人士则避居台湾,香港社会的前途处在不确定的状态,文坛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而当时的香港,无论在经济或文化层面,都处于低落的阶段,那时香港的出版物只有历书(俗称通胜),旧启蒙读物,医卜星相及标点通俗小说等有限的几种,出版事业有待起步,用“文化沙漠时期”来形容当时的出版界,是十分贴切的。

50年代香港的文化界,左右派之间壁垒分明,而右派的势力,在美国政府资金的支助下,出现了所谓的“绿背文化”,明显占据上风。“绿背”即美元,利用美方的拨款在香港建立起“救难总会”,后改名为“亚洲基金会”,同时设立“孟氏基金会”等,赞助和鼓励落难在香港的文人,成立出版社,大量出版反共的读物,和来自中国大陆及本地左派的出版物对抗。

在香港创设出版社出书来供应新、马市场的需求,世界书局的作法比较规范,至今可查和确认其设立于香港的出版社约27家,其中包括海滨图书公司、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世界少年出版社、南洋文摘出版社、文学出版社、新文化出版社及南洋文艺出版社等等。所出版的“世界儿童”、“儿童画报”、“小学生丛书”、“曹聚仁作品”、“中国新文学丛书”、通俗化改写的世界名著等出版物,都是当年畅销的读物,在新、马两地,拥有大量的读者。世界书局的出版物,涵盖了字典辞典、文艺丛书、期刊月刊、地理历史与游记、社会与经济类书籍、语言与语文书籍等等,是一个很具体性规模,有实力和多元化的华文出版集团,是香港华文出版界中的一支顶梁柱。

新加坡书商培育出版业人才

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由阮朗著的《格罗珊》和俞远著的《思前想后》小说,以及大光出版社出版,由尚京著作的心身放松技术《你就是天才》,和李怡编写的哲学入门丛书等等。是六、七十年代新、马华校中学生的热门读物,对新、马华校生的成长和人生观,起著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思前想后》一书,更是当年新、马进步学生必读的小说。它通过描述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由于情节动人,绝无八股式的说教,因此十分受欢迎。此书总共再版近30次,从初版起先后卖了近20年才滞销,是上海书局所出版创作小说中销量最多,寿命最长的出版物。

上海和世界这两家新加坡的华文书商,由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约20年间,通过这些性质不同,重点不一,名目众多的出版社,出版了种类不尽相同,内容丰富多采的各种图书。它们涵盖了文学创作作品、翻译作品、历史、地理、哲学、经济、游记、语文、地图、科学文集、医药和卫生保健从书、音乐和艺术从书、少儿读物等等。这种大规模大范围,全方位和多元化的出版运作,让香港的华文出版业,摆脱了此前种类稀少和内容贫乏的面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香港华文出版物的内涵。

新加坡华文书商,为了大规模出版运作的需要,为香港培育了不少作家,画家,编辑、发行、宣传和推销等各方面的人才。

就可查获的资料,由上海书局系统出身,在出版界较为人们熟悉的,就有前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的罗琅;前《广角镜》杂志总编辑,现任“天地图书公司”董事长的陈松龄;前《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现《苹果日报》特约撰稿人的李怡;“中流出版社”的总经理兼总编辑的庞建华以及叶志坚,欧阳乃沾,魏冲等等。

当年被香港世界出版社以高薪罗致的总编辑,现任香港作家协会理事,前开明书局硕老的甘丰穗,连同由他聘用和引进的林瑞祺,谭秀牧,夏易,何达,关怀,黄墅,郑家镇,司空明,张钦灿,刘芃茹,海辛等人,共同为世界书局及其属下的出版社,编写出版了有关修养、文学常识的丛书;《世界少年》、《妇女与家庭》和《南洋文艺》等杂志;还有字典,辞典等等,为香港的出版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现任大众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总裁的周曾锷,于1964年从外国毕业后,就到香港负责处理世界书局在港的业务。在他的规划下,公司以不同的出版社品牌,出版了杂志,杂书和教科书等三大类别的出版物,按不同的渠道向香港和海外市场推广和销售,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市场渗透率。为香港的出版物走上国际市场,登上世界舞台,发挥了表率的作用。

这些投身在新加坡书商设立于香港的出版社里的人,和许许多多当年陪同他们一起,在台前幕后,为华文出版业务,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人,为香港华文出版事业的成长与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海与世界在香港出版业务上的成功,大大地刺激了香港其他的出版商,促使他们利用新、马图书市场敞开的机遇,投身于香港华文图书的出版业务,让香港的华文出版行业逐渐形成一个,全面多元和完整成熟的行业,跨入“发展成型期”而得以跻身于世界华文出版业的三大基地之一。

华文图书的海外市场

新、马和柬、泰、越、缅、老、菲、印等东南亚国家,长久以来一直是海外华人最主要的聚居地。东南亚地区华人的总量,以及占各所居国人口的比例,至今还是位居世界华人在海外各国的前列,这个情况,在70年代之前,更为显著。华族重视对子女教育的传统,也让华文教育随之散播到东南亚各国。从不完整的资料所悉,东南亚各国的华校早在20/30年代左右就陆续出现,并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50年代中期,有过一段十年左右的蓬勃发展时期。50年代出版的《现代版教科书》,得以在东南亚各国广泛的销售,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华文教育蓬勃发展的反证。

当年华文教育的普及和蓬勃,让大量的海外华人接受了中华文化的熏陶,也培育了广大的华文图书读者群,让东南亚各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的近40年里,成为最重要的海外华族文化产业的市场,也是最大的华文图书市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更是这些国家里,华族比例最高,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也就成为海外华文图书最主要的市场。其实,不仅仅是华文图书,香港制作的华语影片,若是只依靠本港的市场,也是难以生存,更不要说跻身国际影坛,东南亚市场,一直都是香港华语影片最重要的腹地。从新、马地区发迹和成长的邵氏兄弟和国泰电影机构,得以雄踞香港的华文电影界,靠的就是其深厚的东南亚市场背景。

打从二战结束后至50年代末的十余年里,东南亚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并先后获得独立,建立起民族自主的政权。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各国陆续落实倡导本民族文化和教育的政策,对外来的包括华文在内的文化,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和打压,华校也因此在各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取缔和关闭。除了新、马之外,华文图书在东南亚的市场,也随著华文教育的衰退,由60年代末开始出现大幅度的萎缩。

当年,在中国与台湾这两个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华文图书市场,都不对香港出版物开放的情况下,香港的华文出版社,仅靠本港市场,还要面对中国和台湾版图书的入侵,令得那时期香港的出版物,除非获得海外的市场,否则难以生存。1958年新、马地区的禁书令,把中国大陆版图书,从海外最大的图书市场上全面排除出去,腾出了广阔的市场。更为可喜的是,新加坡书商却在此时,选择了大力投资在香港搞出版,主动把市场送上门来,还为香港的出版界培育了人才,增添和丰富了出版物的品种,极大的扩张了整体出版事业的规模,也奠定了香港作为世界三大华文出版基地的基础。进入6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又卷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漩涡,作为文化产品的出版业,更是首当其冲,受到严重的冲击,出现了停滞和摧残。香港和台湾的出版物再次获得珍贵的机遇,大举填补大陆出版物,在全球留下的市场空档,进一步强化两者,作为世界华文出版基地之一的实力和影响,这是后话了。

(按:全文刊于《学文》第四期,由于篇幅所限,文章仅摘录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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