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质上言，大马的经济与财政问题，已非单纯的周期性（Cyclical）问题，而是结构性（Structural）的问题。只要不解决根本的、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如腐败，讨论再多的把年度预算赤字，限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多少，都不会起治本作用。
大马的结构性问题有哪些？专攻东南亚经济的澳洲学者HalHill在其主编的《大马的发展挑战》一书（2012年）里，认为大马面对著三大类关键挑战，即产业升级与创新；宏观经济调控，及社会政策与扶弱济贫政策。就升级与创新言，至少有以下7项挑战：
首先是政府对研发的重视程度。总的来说，大马在这方面不但不如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新加坡，甚至比中国还差。姑不论研发人员的素质，就研发投入言，长期以来，大马的占比还不到GDP的1%，而中国则为1.4%。就产业政策言，大马本在1970年代，有机会成为东南亚的汽车制造中心，可却“头脑发烧”，而把这良机拱手让给了泰国。据笔者所知，在2012年，泰国的汽车年产量已超过200万，其中有约一半出口到各地。
大马的年产量则不到泰国的四分之一，且是在帮日本人变相垄断性地剥削本国消费者。技术没学到，市场没开拓到，还赔上充份工业化的代价。
教育一代不如一代
其二，一国要升级，大专院校的职能不可忽略；可惜大马的大专教育太过政治化与族群化，不但能者不能出头，连过往尚称得上不错的成绩也保不住。此点，也明显地反映于历届的国际评比中。在世界快速进步的时代，成绩竟然一代不如一代，又如何为升级与创新出一把推动力？
其三，廉价外劳涌入，而人才则出走。此外一个常被提起的观点是，这现象抑止了大马的产业升级，可新加坡的例子则是，虽然廉价外劳也不少，可产业依然可持续升级换代。
这里突露的信息是，大马没做好把本国的单纯劳动力，转化为有素质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基础工作。其结果，自然无法像新台韩一样大体上能在高增值领域，为国民创造足够的体面就业，而让廉价外劳，从事低增值的经济活动。
其四，大马虽存在著不同寻常大政联公司（GLCs）部门，可这些部门，都大体上在从事传统行业，没能为大马带来有意义的科技进步。实则，这些大型GLCs的操作也不够透明，它基本上已沦为政治恩庇（patronage）的工具。另外，即便在服务部门的政联公司，也没能在快速增长的国际服务性，为大马带来机会，更遑论对中小的带动作用。一句话，就是大而不当。
大马人才有去无回
其五，新经济政策，究竟对大马的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创新，起了多大的抑止作用，尚无全面的总结。
其六，尽管对教育的投资很大，可成果却颇有疑问。在台韩，外流人才最终能回流，且有助于提升台韩的产业升级，可大马的情况却是，有去无回，平白为他国做嫁衣裳。显见，这是个不著重成本与效益（Cost-Benefits）的国家，只顾投入，而不顾产出，或其产出品质与回酬。我国不但不会理才，也不会用才。一个实例就是，大马在最近的国际学生学力评估（PISA）中，成绩竟然低于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虽然，大马的教育投入额远高于这些国家。
其七，现代进步的国家，均有一套上轨道的法治，可大马在司法独立方面，就很不足，以至有人用制度退化来形容之。在2013年，腐败印象度（CPI）也排名第53。要升级，这方面的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点是Hal Hill也提到不破不立，没有破坏性创新（Creative Destruction），便难有突破的道理。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不敢去除阻碍生产性力量发挥其潜能，就只能原地踏步，可当代世界却是个不进则退的时代！
从不久前巫统大会的发言来看，大马有著不进反退的趋势，如更种族化，更保护主义，更排他而非包容的言论。若这些更自我封闭的言论真得到落实，可以预见，大马只会加速其逐底的势头，而非向上、向前、向外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