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便是个热门话题，它是个以经济贸易为主，但也涉及政治、法律与文化等层面的进程。就经贸面言，它主要指全球成为一个单一市场的市场、金融、生产、交通、通讯与信息等全球化。当然，这是个程度的事宜，一种方便的概括。
有关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论战是，挺全球化者认为它利大于弊，而反方则认为它弊大于利。从事实的角度看，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均可能从中受益多于受害，或反之。如整体上言，德国与中国是较大受益者。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看，资本家与专业人士也受益较大。至于受害较大者，多是不懂得善用全球化的国家，或缺乏一技之长的阶层。约言之，它是个充满矛盾与利弊的进程。
以美国为例，在1960年代，其跨国公司的收益中只有约5%来自海外，可今天，整体上言，一般上有约25%的占比率。从税收面言，同期，美国公司税可占到GDP的3.8%，可今天，已降到1.8%。从就业机会的角度看，整体上言，美国流失了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此外，易于外包（Outsource）的服务业也流失不少。其结果是，剧化了美国的贫富悬殊。
促民主化作用
更严重的是，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试图用低利率与大量发行贷币来刺激房地产，以抵消制造业的流失后果。其后果之一便是，终而引发了次贷危机。就此点言，近年来不少新兴市场如大马，也有样学样，试图用房地产的荣景，来掩饰消失中的竞争力。若不及时收手，恐怕会产生危机。
也因为如此，反全球化中，有一种流行的竞相逐底（Race to the Bottom）的说法，认为全球化迫使许多国家，包括北欧的福利国，不得不竞相降低所得税，特别是公司所得税：放宽劳动标准与环保标准等，免得外资不来，内资出走，从而加剧本国资本与就业机会的流失。与此相关的是，国家主权受到削弱。也就是，过度坚持国家自主而不愿意对国内外资本放宽管制或开放的国家会被绕道而过（By-pass）。
实则，随著各国相互依存度（Inter Dependence）的提高，及各类跨国家，跨区域的组织的崛起或壮大，如世贸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参与国际经贸的国家，也难免得交出一些主权，以便使全球或区域合作变得可能。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未尝不是好事。因为，相互依存度越高，彼此利益牵涉越广，顾忌越多，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便可能降低。这自然也有助于法治化、民主协商、对话等文明化的举措。它甚至可能产生促民主化的作用，如1980年代，台湾便因美国的施压，而放宽对劳工运动的控制，进而使劳工运动成了民主化的功臣之一。
善用全球化
从消灭或缓和赤贫的角度看，全球化也有助于赤贫国脱贫致富。因为，就业机会转移到低薪资国，虽提高了跨国公司的利润，也可为赤贫国带来一些好处。理想地看，长远而言，在理论上，全球化也可能带来一定的收入均等化的作用。当然，是否如此，就看各国如何善用之。只要懂得为我所用，其利是可能大于弊的，如中、德、新港的实例。
对不懂得善用的国家言，则可能成为输家而非赢家，如大马。对像大马这种族群摆中间，一切放两边的国家言，全球化与区域化因讲求实力与效率，故或多或少，可逼大马更注重效率（繁荣）、公平（人人有机会）、反腐败、破垄断、调结构、整治安、保就业、促民智、增技能、重培训、用人才、固国本等。当然，它也可逼政府转职能，如从支配角色转为促成（Enabling）角色。约言之，没有压力，便没有动力，这是人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