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
一路走来坎坎坷坷，我十六岁时，面对历史选择之际，将自己交给了“命运”。“命运”使我在诡秘的历史洪流中打滚。然，我真庆幸，可以在弹雨硝烟中走过来，再创出一条人生新道路。
公元2000年元旦日，我参加了一项大型聚会，席间受到会议“气氛”感染，从此，就不自量力的涉猎历史调研工作。12年来面对是是非非争议的同时，尝到了新历史时期下的人间“酸甜苦辣”滋味。于是乎，重演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格局”。无情的现实，(在一特定人群中)被划分为“强势人群”和“弱势人群”的时候，“强势人群”主宰了“思维阵地”，构成了主流舆论；而“弱势人群”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一被切割，二被“打压和围堵”。
有史人评论：“不要说专制的封建社会里，文网恢恢，动辄得咎，书写历史成了一个极为其危险的职业，因秉笔直而遭遇血光之灾，甚至祸及九族者不知凡几；就是到了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仍然充满数不清的谜团”。但沿著时间推移和史料的发现，或密史的揭破，有些谜团会终究得到解开，还原了历史真面目。
历史的真实细微之处，往往令人震惊。修史任务就在于区别真实和虚假的，确定和不确定的，可接受和可疑的。但这样须勇于面对利诱和压力，敢于拒绝某部分人需要，或偏执，或个人感情，或爱憎………；坚持点点滴滴的，持之以恒地去作去伪存真，以达还原历史之目的。从而使历史成为时代的见证，人类的经验与智慧。
二，什么人可以参加历史调研工作
历史是全人类共有资产，这包括在人类发展史中的某一个阶段之历史(这是整个人类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考究和科学研究工作是无区域性和无国界之分。现在却有人说：“历史要让自己人搞，不要让外人涉入”。这里指的“外人”，恐怕是指“局外人”和外国人吧。
一场社会运动，产生的历史发展阶段，对有参与者或涉及者而言，自然对运动过程了解和掌握的实情比局外人和外国人较多和较全面，或较易于了解史事发生的背景等等。可是，当事人在写史的过程中，往住(难免)会受到感情干扰或在知觉或不知觉中避过负面的史事，甚至，有意识到美化自我而丑化另一方。
第三者写史只要动机纯洁，掌握了正确修史方法，就可避免当事人可能所存在的缺点。
以当前砂拉越而言，历史工作者，历史学者极为贫乏，同时，局内人写史水准平平，谈不上学术资格，若不借外来力量是无法将现代史提升为学术境界；更不能推动现代史(1940年代至1980年代史)走向国际化。2008年11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举行的“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历史对话会)是一项突破性的面向国际历史午台的创举。
纵观局外人写历史
另一方面，较早时(2008年11月)，新加坡籍的剑桥大学荣誉学士成国泉先生成功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砂拉越社会主义革命起源(1945-1963)〉。成国泉先生算是第一位外国人，勤于通过向革命运动失败者一方开展田野采访后，再结合各方面有关书刊报导等资料，进行调研考证后的成果。此篇约六万字的论文公开发表意义重大，因此可以向世人公开展示砂拉越历史的另一面，为各国历史学者提供了较准确的历史真相。
继成国泉先生成就之后，2012年8月新加坡籍独立学者陈剑先生在众人期盼下，经过4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使命，《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一书成功在吉隆坡出版。此书的公开面世，再结合同时期或较早前出版的有代表性史书(如：砂拉越左翼运动史，烈焰中追梦，漫漫求索路等)，构成了较完整和较准确性的砂拉越现代史(1945-1990年)的另一面。
《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下简称“对话”)一书特点是：将前砂拉越革命运动之主要领导人通过各自表述，完整地记录下来(包括未克出席对话会的主角人物通过笔答方式发表了意见)。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是向世界各国历史学者开放的。而参加对话会学者，教授有来自新加坡，英国，澳洲，日本和马来亚等国者，可见各国学术界对这次对话会的重视。《对话》一书出版，意义深远，影响所及。一位长期从事历史，文化工作者对笔者表示：“在诸多砂拉越现代史书中，《对话》一书最具有参考价值和做为学术研究的史书。”
笔者欣赏《对话》一书，因为该书将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内部主要领导人对历史中的重要问题之不同观点和意见，不偏不离的，完整的全部记录下来，而不加以修饰和评论的。这种超然态度显示了编者尊重各方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力。至于历史定论和是非曲直，则待较后或让其他学者去评判。
可是意料之外，这样顾及各方的史书面世，却也引起某部分人“抨击，非议”和打压。由此可见，这些人的心怀和“过激”的偏执，容不得不同观点之存在。
事实上，局外人书写和研究砂拉越现代史者，除了上述的成国泉先生和陈剑先生两位外，还有林煜堂的《江河浪淘沙》，田农的《森林里的斗争》,Vernon Porritt的《砂拉越共产主义兴衰史》,James Ritchie的《红潮淹过婆罗洲》,Greg Poulgrain的《1945-1965印尼与马来西亚，汶莱之对抗》等等之著作先后面世。这些史书也提供可参考的史料。
同样，在中国历史上，由外国人书写中国某个阶段历史也多不枚举，就以大家比较熟悉的，较易读到的(有译华文本的)如：美国人的R.特里尔：《毛泽东传》；美籍华裔韩素英：《早晨的洪流》；美国人斯诺：《西行漫记》；德国人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美国人罗佰特：《他改变了中国》等等。
三，对不同观点意见的态度
写史或讨论历史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观点意见，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但如何对待，是显示出一个人思想动机、心怀、勇气和智慧。回顾2000年至2012年之12年间，一些人先后因对历史观点差异和写史方法不同，发生了不愉快的关系；更有者被边缘化和打压(在一特定人群中)。这些事实不是只凭感觉而已，而且己是“历历在目”的。
最近有人在贬压《对话》一书时说：“放大杂音，高弹共产主义运动的高调来模糊和压制反对殖民主义……；硬把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扯进冷战漩涡……。”我想说这种话的人有三种可能：一，未读过该书；二，对砂拉越当年(代)革命运动史不知或知之甚少而断章取义乱说；三是，对作者存有深怨故意委曲之。
如“鸵鸟”自我掩蔽
历史上早已明晰和公认：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砂拉越革命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组织)是(先)砂拉越解放同盟和(后)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两个组织的组织路线和斗争纲领都明确指明：“指导思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目标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现在来说，“模糊和压制反对殖民主义”，显然是不敢面对历史事实。
我们理解，现在有人(除了对历史不明者外)不敢面对历史现实是(可能)因为廿世纪最后卅年里连续发生了许多负面事件，例如：柬共极端偏激而失败；越共倒戈(反华排华和数十万难民投奔怒海)；东欧变天和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空前挫折和打击；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先后瓦解和消亡等，促使有些人无勇气承认历史事实，采用了“鸵鸟”心态，以图自我掩蔽。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两大对立阵营，因而冷战格局形成，直至东欧和苏联变天，冷战方才结束。如今，有人仍未放弃泠战思维，一味紧抱历史包袱而耿耿于怀。
东西方学者和关心历史者都确认，“马来西亚计划”在1961年5月被抬上桌面上，是冷战格局的产物。英国当局将新，马和北婆三邦列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桥头堡；与此同时，英殖民者将镇压砂拉越人民独立运动视为全球战略部署中不可失的一部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改变不了这一历史事实。
讨论和研究历史，要总结出基本准确的史实与经验，就要展开广泛自由式的讨论，所有参与者和关心者都要放下历史包袱，解放思想，允许大家“大鸣大放”，在没有所谓“输赢”的心态下，开展讨论。不同意见只要不是存心欺骗，或有恶意，或蓄意委曲，或涉及人身攻击的皆可通过探索,考证和辨析，找出真伪，力求得出真相。那些企图通过打压,切割和围堵手段，不但于事无补，而只能暴露出心怀不轨,或另有企图。
四，辨析历史真伪
考究历史，特别是针对一些史事的评价和是非争论，不同时期或阶段都不易做到一致性或基本一致，有争执，有差异是正常的。
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有的间隔数年，数十年，或百年，或千年，还会出现变数，或完全推翻之前的定论。例如：中国学术界对曹操的评论就是典型例子。
相信大家都知道，1987年10月发生在马来亚的“茅草行动”，一般人都认为事因教育部派遣许多不谙华语者出任华小高职，而引起华社强烈反对的同时，巫青团做出激烈反应，一时促成种族关系紧张，当局声称为防止种族冲突而引用“内安法令”开展大逮捕行动，大批华教人士，在野党领袖遭逮捕。
然而数年后，有学者剖析说：“如果将这场大逮捕风波视为种族冲突事件，则未免有偏颇。”因为从事情因由来看，是1987年4月24日巫统党代表大会上演出A队和B队生死战，结果马哈迪以微小少多数票胜出。但由于两派势均力敌，B队在同年6月以巫统有非法支部存在为由上诉法庭，要求法庭宣判4月党选无效，结果法庭宣判巫统为非法组织，使巫统陷于严重危机。就在这样政治背景下产生了华小高职事件(曾维龙：批判与寻路)------这是学者勇敢道出“茅草行动”的历史真相的实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