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贫穷、隐性贫穷、在职贫穷…你可以有很多说法，但不管称号是什么，都是穷。一个钱不够用的穷人不会在意这些称号！”本地经济学家、马来西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CPPS）主席丹斯里拉蒙以“城市贫穷”归纳生活在都市里的贫困窘境，他吁请政府正视问题，落实相应的经济政策，并规劝民众量力而为，合理消费。
你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穷人”吗？丹斯里拉蒙（Tan Sri Dato Ramon.V.Navaratnam）将我国收入低于2000令吉的人士归类为贫穷阶层。根据官方资料，2016年有312万名收入少于2000令吉的单身青年申请“一个马来西亚援助金”（BR1M），比2015年的270万多了将近42万人。2017年默迪卡民调中心调查亦显示，15%受访者被迫减餐以维持生计；40%受访者延迟及没能力缴付水电费；11%受访者被迫出售及归还产业，以应对生活开销；29%受访者则无法拿出500令吉应对紧急情况。
国家银行及大马消费人协会联合会（FOMCA）2017年4月一项调查报告亦显示，1009户受调查的家庭中，有59.7%的家庭表示高涨的生活费已对他们形成负担。另一方面，通讯与多媒体部长拿督斯里莫哈默沙里赛益在去年12月下旬引述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2017年全球概况报告》，指大马贫穷率是东盟国家里最低。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也在多个活动上指大马正稳健迈向高收入先进国。
不应粉饰太平
询及是否有数据可显示我国确实面对城市贫穷的挑战，拉蒙直言：“网上有很多已公布的数据。”他不否认，政府机构一直不愿承认，甚至质疑各单位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一向不平则鸣的他提出：“政府机构既然质疑私人机构的调查报告，那何不组织团队，做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证明给大家看：我国人民过得很好、很富足，而不是一味逃避问题，口说无凭。”他建议各大民调中心持续针对相关课题进行调查，以便获得社会反应，引起更多的细致讨论。值得一提的是，首相在去年杪成立生活成本工作委员会，显示政府关注人民生活成本的问题，第一次开会日期仍有待公布。
城市贫穷难解决
拉蒙认为，城市贫穷比乡村贫穷更难应付。他举例：“在乡村，生活开销不比城市高，即便他们穷，但有瓦遮头并不难，屋前还有空地可耕田、养家禽，自供自足；反观城市贫穷，即便有工作，但薪资微薄，每个月还必须负担昂贵的租金、车贷、过路费、车油等，更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困境。”根据《2016年大马薪酬报告》，大马受薪族的平均收入为2463令吉，比2015年的2312令吉增加了6.3%，其中2016年的月薪中位数也从2015年的1600令吉增加至1703令吉，增长率为6.2%。报告也提出，月薪的增长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在2016年和2015年，受过高等教育的月薪是中学毕业人士的双倍。
虽然收入提高，但薪金没办法抗衡不断攀升的生活开销，城市贫穷仍是一个相当令人担心的问题。他说：“平均收入虽有增长，但需要用的钱也多了，他们必须承受供楼、养儿等沉重负担，扣除必要的开支后，他们的收入是否足以支付生活所需，统统没有反映在官方贫穷线上。”
最低工资仍不合理
根据2016年最低薪金制，西马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000令吉，东马则是920令吉（计划在今年再次调高）。拉蒙指，若要讨论最低工资标准，必须理解生活工资（Living Wage）的概念。
生活工资是指一名劳工一周工作不超过48小时，有能力购买食物、付屋租、负担医疗、衣物、交通与教育费用，同时拥有存款应急。亚洲生活工资联盟（Asia Floor Wage Alliance）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方式计算生活负担后，以此设定亚洲各国的生活工资水平。
该联盟假设每名劳工须负担另外两名成人、一名成人两名儿童或4名儿童。工资的分配是：
▸50%分配予足够摄取3000卡路里的食物
▸40%予衣服、房屋、交通、孩子教育与医疗费用
▸10%用于储蓄、应急等可支配收入上
以此计算，马来西亚在2015年的合理生活工资，应处于1643令吉的水平。拉蒙认为，在这高物价的年代，每月最低1000令吉的工资标准不切实际，他认为，理应从1500令吉起跳，并依据生产力增加。
编按：购买力平价又称为“相对购买力指标”，是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
低收入主因 生产力低、依赖外劳
早在2015年，一段名为《Saya Zahra》（我是扎拉）的短片疯传于社交平台。短片里，23岁马来女子扎拉（Siti Azzahra Abdul Razly）向副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申诉，身为法律系毕业生，在都市生活所面对的衣食住行困窘，以及对未来期望的幻灭。一些看似随口吐出的疑问实实在在说进大部分青年的心坎：“都市有许多空房子，但并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那些昂贵的房子，到底是属于谁的？”“难道必须嫁给有钱的男人，才能够逃离这种困窘的生活？”
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我们的父辈认为只要认真工作、用心储蓄，到了退休阶段，大致上过得去；但来到这年代，年轻人即便有工作能力，也有一份专业工作，却因为收入太低，令自己处在入不敷出的状况，进而导致越来越多“啃老族”出现。近年在全球各大城市包括香港、台湾、日本都出现了大量低收入人士，进而衍生“隐性贫穷”、“在职贫穷”、“新贫族”、“穷忙族”的称号。拉蒙强调：“城市贫穷并不是只发生在大马或亚洲，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美国是超级强国，但那里就没有城市贫穷的问题吗？并不是。”
拉蒙依据本地的情况，将低收入的原因归纳成两点：生产力低和过度依赖客工。根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指出，大马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15年皆低于区域竞争者，原因包括资本深化缓慢，劳动市场缺乏熟练员工以及缺乏科技普及革新。截至2017年，内政部官方统计，我国的登记合法客工约有190万人，此数字尚未包括非法客工。
拉蒙指：“在大马生活，必须具备一定的收入水平，但若外籍工人不断涌进大马，并愿意接受低于水平的工资，就会对国人造成威胁。”
先谈生存，才谈生活
拉蒙认为，欲改善国内的城市贫穷问题，必须落实结构性的经济改革。“一个马来西亚援助金”是政府处理及解决贫穷问题最直接的政策，亦是开支最大的项目，但拉蒙认为，数百令吉的援助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治标不治本。拉蒙说：“政府应多关注城市贫穷这一块，而不是一味给世界级排名的私人机构提供免税奖掖，甚至给予津贴。这只会加剧我国贫富悬殊的情况。”他同时建议，各大私人集团在获得政府支持的当儿也要回馈社会，以营造健康的生态。
即便目前大学生的底薪普遍不高，介于2000至2200令吉，但拉蒙仍相信，教育能改变命运。他所指的教育，并非仅仅接受所谓的高等教育，而是有素质和价值的教育。“举例来说，医生一直被大家视为是好出路，但随著医学系学生过剩，该行业也可能面对僧多粥少的窘境。年轻人在选择出路时，应该先了解市场缺乏什么人才，而不是一窝蜂地人云亦云。”
他将1500令吉设为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但生活在物价高涨的大城市，月入1500令吉真的够用吗？拉蒙瞪大了眼睛，说：“钱，再多都不够的。我们本就应该依据收入规划生活方式。”他认为，谈“生活”前，应该先谈“生存”。“1500令吉当然没办法三餐大鱼大肉，但至少不会三餐不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