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对儿童性侵罪案抱持零容忍的态度！”针对《2017年儿童性侵法令》的制定，非政府组织“保护及拯救儿童”创办人美德琳指，法律固然有它的效力，但光有法律，却疏于执法，再完善的立法也如同虚设。她强调，性侵害的危险潜伏在每一个孩子身边，除了务必严厉执法，社会上每一方都应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非政府组织“保护及拯救儿童”（Protect and Save The Children，简称P.S. The Children）长期处理及应对儿童性侵罪案相关的事件，创办人美德琳（Madeleine Yong）受访时指：“儿童性侵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我在这个领域近20年，每一次出席研讨会、工作坊和帮助教育工作者及家长了解儿童性侵的讲座时，都有人提出自己有类似的经历。”
大马皇家警察数据显示，单是2015年和2016年，就有5016起性侵案涉及儿童；马华妇女组法律与政策改良委员会主席冯嫊兰律师亦直指，每7人之中就有一名儿童成为性侵案的受害者。针对这一点，美德琳说：“我相信这些数据只是冰山一角。以我过去在工作中接触的超过2万名成人为基准，我敢说在马来西亚，每4人里就有一人有类似经历。”她指，根本没有可作为依据的可靠数据，“被揭露的案件是少之又少，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个让受害人安心把遭遇说出来的环境。”
受害者不分种族、年龄
美德琳本身不谙华语，她透露：“以华语为第一媒介语的人不愿意和不懂得说华语的人说话，这是很自然的事，也因为这样，说单一语言的受害者通常较难寻求援助。”
她这番话是以大马的环境为前提，政府官员几乎都以马来语或英语沟通，若介入的非政府组织也无人通晓华语和泰米尔语，基本上难以给予协助。“P.S. The Children现有一组社工能说华语，开始介入涉及华人的案件。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巫裔、华裔或印裔，儿童性侵案的受害者是不分种族的。而且加害者通常是受害者认识的、信任的，有权威的长辈。加害人大多数是男性，但受害者却不仅仅局限于女生。”她气愤难平地说：“最小的案主甚至只有6个月大！”
美德琳希望受害者能勇敢站出来，“因为你不说出来，事情无法划上句点。施暴者食髓知味，不断地继续下去，可能不是针对同一个受害人，但他的罪行肯定会继续。受害者一旦选择保持缄默，就无法遏止罪案继续发生。”
问：案发后，非政府组织如何介入、何时抽身？
美德琳不否认，非政府组织的角色是被动的。以报案程序而言，在获得案主的同意及其家人的支持前，非政府组织所能做的几乎是零。“通常揭发的是第三方──和受害人有接触的老师或邻居，他们向我们求助，我们再联系家长，向他们解释报案的程序，也会和受害人谈。不是要知道事发经过，而是征求他们的同意，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报警和到医院检查。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就进行下一步；如果不，我们也不能强拉。”
受害人决定要告发施暴人时，非政府组织首先关心的是受害人的处境是否安全，“如果施暴者和受害人同住一屋檐下，他一回家就会见到对方，那就不能打草惊蛇。”她透露：“如果受害人生理上没有明显创伤，也没有辅助证据，只靠儿童供证，案件很难成立；反之，若创伤刚造成，带到医院，‘疑似受虐与疏忽儿童团队小组’（SCAN Team）会介入，并直接报警，调查官就会到医院进行后续的调查工作。”
美德琳面露愠色指：“国外有专家负责向儿童录供，但这里受害人得向调查官、儿科医生、社工、心理医生等各个单位复述自己的遭遇。受害人会纳闷，究竟为什么得不断重复说同样的话，更糟糕的是，说了那么多，最终案件还是不成立。所以，我们一般会确保掌握了有力证据后才报案。”
必须强调的是，罪案发生后，并非一定得透过非政府组织协助报案，任何人都可以举报，可以直接到警察局报案，也可直接把受害人送到医院，非政府组织扮演的是支持和协助的角色。美德琳忆述：“有个残疾的女生，她没办法陈述过程，她只说出‘插’和‘水’这两个关键字，我们虽然知道说的是‘插入’和‘射精’，但是这样的口供无法让案件成立。于是，我们建议调查官利用洋娃娃让受害人指出部位，引导她表达。”
从受害人接受非政府组织协助起，该组织便会从旁支持及协助，从报案直到上庭的整个过程，尘埃落定，受害人重展欢颜，家人也回复状态后，即会终止服务。以P.S. The Children来说，最长的一次一共耗了3年。至于在报案阶段就面对案件不成立的案例，P.S. The Children亦会提供辅导和创伤治疗的协助。
问：对《2017年性侵儿童法令》有何期待？法令是否存有不足？
美德琳认为：“立法肯定是好的。现有的法律里，只有女性被侵犯才被称作强奸，而新法令性别中立，包含所有未成年男女的罪案。”她进一步指：“法令也涵盖了‘网络诱奸’（Online Grooming）。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在的施暴者很聪明，他们以前使用的方式是到儿童聚集的场所下手，但现在亦透过社交网站结识目标，再约他们见面。”
关于证据的收集和其有力程度，美德琳认为，法令未能填补不完善之处。“现有的搜证方法分为生理上的证据和辅助证据，以前者来说只有强奸和虐待会留下明显痕迹，那口交、强迫手淫和鸡奸呢？尤其人们一般不相信男生会成为受害者，而身体复原得很快，当他们隔了一段时间才愿意说出来时，已经无迹可寻。因此，我们希望能放宽对辅助证据的限制。”
她解释：“出庭作证，被问及案件在什么地方、哪一个房间发生，对方做了什么事，对学前儿童和小学生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事。而辅助证据要求，有目击者看见事情发生的过程，比方说看见相关人士把儿童带走，但施暴者有可能每一次都不小心泄漏行踪吗？要找到辅助证据才能把罪犯定罪，是非常困难的一环，我们希望能把它除掉或是尽可能让它简单一些。”
另外，美德琳直指，把案件的审讯期缩短亦是当务之急，“耗上一整年进行审讯，受害人得一次又一次复述过程，生活无法尽早回到正轨，这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她坦言，法令中加入的几项重点确实是非政府组织喜闻乐见的，但也不忘强调：“必须有预算，也得有专业的人去执行。虽说大马皇家警察设有‘性罪案、虐童及家暴调查组’（简称D11），但小组里需要更多受过专业训练的成员，包括懂得应对儿童及能以华语沟通的警员。与此同时，也得认真看待这些受过训练的警员每隔一段时间就被调任的生态，毕竟在这样的调岗机制下，无法培养出经验老到的调查官。”美德琳也点出，一般被委派接手诉讼的公职副检察司经验尚浅，并非辩护律师的对手。这一点，一定程度地影响了胜算。
美德琳强调，即便有相应的法律，但若不加强执法，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公众是否了解法令重点？，她指：“大部分人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根本无意去关心和了解。”因此，醒觉教育格外重要，“传播媒体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以前媒体只说‘Child Abuse’（虐待儿童），我们每一次都要强调是‘Child Sexual Abuse’（儿童性虐待），不要省略‘性’这个字。可你看现在，媒体铺天盖地报导相关事件，越来越多人在关注和谈论，我们要的就是把它变成广泛传播的讯息，而不是等到像理查赫克尔（Richard Hunkle）这样的事件发生时，才来做点什么。”
（编按：2016年6月初，英国法庭完成30岁恋童癖男子理查赫克尔被控性侵23名儿童的审讯后，当地媒体首度公开案件受害者为马来西亚儿童。）
问：作为知情的第三方，该如何举报？为何不设立援救专线？
美德琳坦承，儿童援助专线或许能遏制虐待儿童，但对性侵案件，起不了多大作用。“除非是强奸，有明显创伤，否则你打了电话，执法人员到受害人家按门铃，却没人敢说话。因为不了解程序，所以害怕，同住的知情者也害怕，他们担心执法人员离开后，自己会被报复，所以宁可闭嘴不言。”
美德琳指，对待儿童相关的案件，所有牵涉其中的步骤都得非常小心，要有一个环环相扣，互相支援的系统，并以更专业的方式处理。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把更多的资源放在醒觉教育和预防工作上，让公众知道事情发生后，应该怎么做。“恐惧来自未知，如果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就不会那么地害怕和不知所措。”
她建议公众，若怀疑儿童性侵罪案正在发生，可先试著尽可能获取更多讯息，包括受害儿童的身份，再告知P.S. The Children，“我们会透过接触该名儿童进行探查，反之，若过早地惊动执法人员，触怒了施暴者，受害人的处境可能加倍危险。”而受害人的家属若确认案件发生，可透过电话向P.S. The Children求援，“我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建议他们去报警，或是去医院。”美德琳指，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属往往担心家丑外扬，认为一旦报案，报纸上就会出现自己的照片和名字，“但事实上，媒体不被准许泄漏受害者的身份，包括任何能够猜出受害人身份的细节。”她希望，受害者和家属能够把儿童的安全看得比面子重要。
屡败屡战 喜见成果
美德琳1999年投身儿童性侵相关的案件，2002年P.S. The Children正式成立，迄今18年，组织所介入的案件中，没有任何一起成功被定罪。这是令人遗憾的事，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即便如此，该组织仍是在儿童性侵罪案领域中屡败屡战，美德琳一脸正色地回应：“基于对儿童性侵的零容忍度，我们数十年坚持为无声的人发声！”
虽说定罪率是零，但作为本地专门处理儿童性侵案件的先驱组织，多年来逐步形成的进展，推动团队继续拯救儿童、打击罪案。美德琳说：“早年，几乎没人相信马来西亚会发生儿童性侵案，但在这约20年里，有了新的立法，有更多团体在关注，包括残疾组织、教育单位的正视。虽说体制和系统仍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定罪率仍是很低，但有越来越多人加入，想要为儿童做点事，那对我而言，就已是成功。”
她也不忘补充，儿童性侵罪案的数据有所提升，并不表示比起从前，有更多的罪案发生，而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吐露遭遇，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通讯站：
P.S. The Children
网站：www.psthechildren.org.my
电话：03-7957 4344 / 7956 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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