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作风最常见的弊病之一就是舍本逐末，总是在粉饰门面的工作大费周章，偏偏对问题的症结视而不见。我们只看到官爷们投入大量资源在解决工作，成效却微乎其微。
当提到要解决车祸率时，陆路交通局的首要工作不是去检举鲁莽驾驶，而是在车牌规格上吹毛求疵；当提到要解决贪污时，反贪委员会大力在宣传与教育工作，捉到的“大鱼”少之又少。
宣传当然重要，但这个国家贪污的根源，不在宣传不足，而在执法不力。
稍微了解反贪会推行的反贪教育，这些活动已深入学府。美其名是向学生灌输廉正意识，传达的讯息也非常正面：做人要廉正、考试不要作弊、驾车不要闯红灯、公司文具不能带回家。在校长徇私滥权、老师泄题频仍的背景下，这类反贪教育给人的观感，是与现实脱节。
本末倒置的态度，同样出现在应付极端主义上。近年来的族群关系不断恶化，但我们领袖的作风，只是在国际论坛上空谈中庸，却鲜少以具体行动对症下药。最低限度，至少该让那些经常大放厥辞散播憎恨言论的个人及团体，受到法律制裁吧？
因为极端主义者受到纵容，因为执法不公，所以也没有人会相信，备受争议的《煽动法令》为了解决极端主义而保留。《煽动法令》始终都没有废除过，而族群关系却继续恶化中。
25名马来显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联署公开信表达他们对极端主义的担忧。我们必须肯定这25名马来显要的勇气，毕竟在面对本身马来社会的右翼压力下，他们敢于挺身而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这25名马来显要发表公开信后，社会各阶层纷纷表态，全力支持这25名马来显要的主张，这样的反应也是必须的。
只是，在举办“挺中庸”活动时，不应该模糊了问题的本质，不应该将它沦某个政党或某些领袖的造势活动。
当土权依布拉欣阿里也说他自己也很中庸时，我们需知道，应付极端主义与种族主义，并不只是高举牌子就能解决。
现在每人手上高高举起“挺中庸”牌子，不是大选前国阵造势活动上人手一张的“我爱首相”，它真真的意思，是“首相，你做得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