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问：“11月13日开始的百里苦行反公害，从关丹到吉隆坡，14天走300公里的路，有效吗？”
对苦行抱持质疑，甚至悲观者认为，若当局俯顺民意，人民用口就能实现目标，无需用脚。若政府不愿意，就算用口、用手、用脚，甚至用尽全身力量，还是徒然告终。
主催单位绿色盛会主席黄德说，由于对政府的决策失望，抵达国会当天不提呈任何备忘录，只是表达人民反公害的决意。
显然的，这趟苦行不是为备忘录而来。不受理的备忘录，仅是一叠准备再循环的废纸。此刻的草帽、袜子、沿途的温馨照料，搅拌著汗水的热情，比冰冷的备忘录更有意义。
这是社会教育及唤醒人民的反公害意识，一场非暴力抗争运动，更是一项徒步长征。途中有人入队参与，也有人离开。离队者不是掉队，而是“挤出时间参与”的身体力行者，阶段性“走路”无损苦行的完整性。
苦行的抗争诉求很简单，就只有一个，即关闭稀土厂；通过非暴力方式，保温课题，深化群众对公害的认知。温和的步行控诉政府漠视民意，以双脚熏陶社会良知，留下的脚印成为人民运动的历史教材。
百里苦行不是我国首宗“步行长征”抗争运动。45年前，贫困的马六甲亚沙汉园丘工友，面对管理层欺压和剥削，没有缴交公积金、保险费和医药费等，又大量裁员。工友要求会见园主却无回应，当时的劳工部长玛尼卡沙甘更挑战他们说：“该园丘公司是跨国大公司。若工友们没有展现力量，我如何帮你们？”这番话激起工友们的斗志。
1967年2月25日，工友们展开罢工，各民族工友和他们的家人，共3000多人参与。期间他们面对离间计和暴力迫使工友工作等情况。
尔后还因有两人徒然发难引起冲突事件，镇暴队派驻，空气中弥漫著白色恐怖。3月26日，亚沙汉进入紧急状态，出入当地的主要道路都有人把关。
工友们在4月14日开始游行队伍，从亚沙汉出发到吉隆坡提呈备忘录给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虽然警方5次突击镇压，但他们沿途却获得居民支持。工友们曾为了躲避催泪弹，逃到野新的兴都庙；队伍曾因警方的攻击和逮捕而解散，逃入马来甘榜匿藏，当地村民收留和掩护他们。
4月21日，4名工友代表抵达首相署并呈交备忘录。同时，另一只队伍则向英国驻马最高专员署呈备忘录。
4月27日，工友会代表成功会见东姑表达遭受不公平待遇和其他问题。
当时曾挑战工友的玛尼卡沙甘则低头不敢望向东姑。工友们团结齐心，两次迫使玛尼卡沙甘与园主交涉。园主最终无条件接受工人所有要求，工友们答应在5月8日结束罢工。维持75天的罢工运动，7天的长征付出血、汗、泪和自由后取得胜利。
尽管亚沙汉工友长征与反稀土厂苦行的时代背景和情节不同，两者的本质意义相近，都是以双脚走出公义和自主。人民艰难处境中的坚毅不挠精神，展现他们的勇气。
他们的坚定意志战胜偏见，长征化解短视利益，双腿追求长远的幸福，准备迎来胜利。自由和公义就在前方某个角落，等待长征者收割。
这是意义深远的良好示范，百里苦行，真的行。最终的胜利必须符合公义和多数者的利益福祉。在这前提下，长征或苦行的胜利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