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1日讯）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各级学生在2020年仅能返校学习5或6个月；而据董总观察，我国的教育差异加剧，学生也面对学习与身心问题。
为此，董总认为，教育部理应成立工作委员会，以结合各界力量，藉以协助与解决疫情之下“失落世代”的各类教育问题。
董总指出，疫情扩大了贫富阶层在教育上的差异，富者可享受完善的网上教学，贫苦学生却因缺乏网课设备所困，不仅学习权利遭剥夺，更无法享有学校提供的免费餐点津贴。
董总建议，政府与企业应该分别推出经济纾困方案、居家学习宽频支援计划等方案，学校与社会福利机构可以课业辅导、身心健康辅导志工，弥补弱势学生的数码学习落差。
董总提到，疫情期间，各级学校纷纷改为远距教学，采取线上授课，却曝露出我国的数码鸿沟日趋扩大，必须正视投入资源解决；其中“一个精明网络计划”（1Bestari Net）效果不彰，尚未完成全国一万所学校设置4G网络、打造虚拟学习环境的目标，无助于疫情中推动线上教学而改以谷歌教室（Google Classroom）取而代之。
“国内网络问题的根源是财团垄断，除非当政者严加正视，将宽频网络的关键设施收归国有，重新公开招标，促进电讯业的公平竞争，否则类似沙巴大学生爬树应考的现象将继续出现。”
董总指出，关校严重影响学生学习进度，尤其小学第一阶段乃学习“读、说、写”基本技能，中小学课程衔接亦有困难，以致学生落后于其学龄程度。
“与此同时，长期关校也阻碍学生之间的社交与互动，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与人格形塑。”
此外，董总指出，希盟政府从前成立的数个教育委员会，即国家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JKDPN）、大专法令小组、统考工作特别委员会、技职教育赋权委员会等成立至今，皆未对外公布相关研究报告与改革建议，国人亦不清楚国盟时期是否延续运作。
董总认为，政权更迭，教育政策改革步伐犹如停摆，但教育乃立国之本，教改为强国之钥，不容延宕，因此促请教育部须持续加强公民参与，增设委员会以纳入民间代表，聆听专才与基层的声音，并公开各委员会进展及建议报告以昭公信。
此外，董总认为，教育部再次拆分为两大部门各有利弊，然而高教政策是基础教育之延续，两者相辅相成，其协调与衔接甚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