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现代多数国家追求的目标。其理据是只有增长才能不断地创造就业与提升生活水平。
尽管也有人主张增长应适可而止，以免过度破坏生态环境，甚而至于危及人类本身的生存，可发展中国家通常不关注这适可而止论；毕竟他们也要过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生活水平。殊不知，发达国家也有发达国家的难题，如生育率大幅下跌的悖论，不仅是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也出现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现象。在大马，生活水平较高的华族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即生育率只有0.9人（2022年）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的2.1（如夫妇两人外加一位可能中途夭折的孩子）。
这确是一个耐人深思的现象，为何越繁荣越不想生育？生活压力加大？越来越多非必需品变成必需品？越来越注重个人权利与享受而漠视义务与人养我，我养人的传宗接代责任？社会福利制度趋于完善，老后靠养老金而非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没有保障？越来越著重活在当下，而不考虑社会整体的可持续性，也不愿意付出，而只想获得短期主义行为？
当人口死率高于出生率时，谁来养活老人或延续社会的生命是当前的热门课题，没有人口增长，何来经济增长，谁来生产与消费？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在1960年，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W.W.Rostow）曾发表了一个当时很当红的发展阶段论，照这个也称为非共产党宣言的阶段论，发展阶段是可分为，一，相对停滞的传统社会；二，起飞前的前提条件；三，起飞阶段；四，走向成熟；五，高度大量消费与繁荣时期，如1950年代美国便被称为富裕社会，是个人人可享有安居乐业，生活无忧，可向上流动的美国梦大行其道的美好新世界。
的确，在1950-60年代，西方发达国也确是享有前所未有的生活，无后顾之忧的美好新世界；只是好景不常，进入1970年代后，发达国家普遍面对停滞性通货膨胀的挑战，即一方面是失业率高涨，他方面是物价普遍持续上升。
之所以，直接原因是石油价格高涨，深层原因是政府财政赤字扩大与管得太多，以及个人与公司税太高。易言之，高福利与高税收及高物价是一体两面的事，要高福利便得付出高税，其后果便是高物价与人民缺乏工作欲望。毕竟，税收高会钝化工作动机。
为此，在1980年代发达国，特别是英美两国出台了放宽政府管制，削减公共开支，释放市场潜能的自由化政策。一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这个思潮也是推动全球化的思想依据。其后果之一便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经济不平等日趋严重，中产阶级也日趋萎缩，甚至成了从安逸中产变成焦虑中产。这就使得通常温和中道的中产阶级变得日趋激进成了激进的中产，也成反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的支持者。
今天在发达国家，如英美两国，许多人不再抱有美好的梦想而日趋部族主义化，特朗普能当选总统及英国脱欧皆有其社会经济因素。伸言之，当代西方发达国出现自由倒退、民粹主义与部族主义崛起，并不难理解。
今天的西方人，有越来越多人不信任政治人物，也不信任政府机构，自然也易生出排外与恐惧外人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敢提出简单答案与解决方案的人，便可能大受欢迎，从而逼使温和中道者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跟进，如拜登对中政策的“特朗普化”。
进而言之，从增长陷阱的角度看，不仅低收入国得面对一个摆脱贫穷的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也面对一个从中等收入升级到高收入的挑战；而发达国本身也面对著一个高收入国陷阱，如高收入不等于生活无忧，国泰民安。美国有几十万人流落街头，没有安身之处便是一个实例。
说起来中等收入或中收入国这些概念并不能充份反映一国生活实况；毕竟人均收入只是一个平均数，无法反映出贫富两极化的现实。许多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国均面对一个中产萎缩，极富与极贫扩大的M型化趋势，即中间的阶层陷落，而两端极富与极贫阶层则在上升的极化现象。这样的国家也是个在政治上动荡多变的国家，如1997-98年东亚金融危机后的泰国与大马便是两个实例。
进入21世纪后，泰国与大马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外加上生活费日趋高涨、工资收入赶不上通货膨胀，民怨自然也日趋高涨，若不处理好这个课题，可以预见政局不稳也将成为常态。1980年代与1990年代初期马泰两国曾经历过起飞阶段可说已告一段落。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起飞并不能持续进入成熟与高度大量消费阶段，以致家债居高不下成了持续增长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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