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新加坡，整体上会给人的观感是个繁荣、稳定、和平、安全的高度现代化城市国家，也是一个成功国家的典范。虽然也有论者从民主人权角度批评它缺乏民主，连民主指数的排名也不如大马；只是，事实是许多大马的有为青年皆涌往新加坡寻找出路。
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成功国家典范，人均收入也名列全球首10名，自有许多综合因素致成，如务实的内政外交；开放的经济；善用国际人材等。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新加坡的成功主要在于其用人唯才的功绩制，硬心肠的人性观；求好而非讨好的公共政策；立足于本国国情而非盲目跟随西方潮流的务实主义；高度的生存意识与忧患意识，毕竟，这是一个人口稠密而又缺乏天然资源的小国；若执政精英缺乏忧患意识及偏重长远和可持续的公共政策，这个国家是难实现可持续的稳定与繁荣的。
当然，也应看到凡事多有两面性，上述务实求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于公共政策方面的基本原则，也难免会受到一些人特别是自由派的抨击，如新加坡的社会学者张优远在其《不平等的样貌》一书里便批评新加坡的公共政策缺乏普及性（全民性）而特别重视个人责任、个人努力与贡献，而缺乏温情。
这种批评令人联想到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右派）的论战。美国右派批评自由派（左派）同情心泛滥过于滥情，而养成了某些人群依赖心理和致成公共债务节节上升。简单说，便是软心肠对硬心肠的论战。张优远在美国学习公共社会学，而美国知名大学多为自由派占主流，故张优远有此价值观偏好也不足为奇。
说起来，新加坡那一套治国哲学与美国保守派的治国哲学颇有共通之处。基本上，他们皆对人性持保守态度或是持人性恶观，而自由派则较倾向持人性善观。右派也多倾向精英主义与功绩制，强调付出与取得的对等性。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于中央公积金制度。
这个制度是1951年英殖民政府在当时的马来亚与新加坡推行的养老金制度。
当时英国已是全球第一个福利国，可在新马两地却不推行全民性的普及福利制，而出台自我负责的自了汉制度，即自己照顾自己的公积金制度。当时，出台这个政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对抗共产党；只是考虑到长期的可行性，也只有顾好自己的自了汉制度才不会造成政策的长期重担。
从可行性与永续性的角度看，缺乏全民性及全民互助互济性的各顾各的公积金制度，固然缺乏温情，但也有其优越性。
公共援助
应该说，由于人性有善恶兼具的多面性，任何政策与制度也难免有其正反两面的作用，而难两全其美。新马人的做法则是，在强调个人贡献与回报对等的同时，也考虑到例外状况，即对真正无法顾好自己的人群提供补救型援助，即要得到公共援助，必须证明本人的确无法维持生存才可申请公共援助。
伸言之，在硬心肠的同时，也考虑到特殊情况。虽然显得无情或冷漠但有其优点。
首先，强调个人责任。自力更生，自主自强有助于启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努力向上，力争上游的进取心；其次，这不但可排除坐霸王车（免费）的侥幸心理与依赖心理；更重要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民普遍不富裕，政府也抽不到足够的税收来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伸言之，对发展中国家言，推行发达国类似的全民福利政策是正义感有馀，正义理性不足，即显得滥情。
约言之，公积金制度是退而求次之的选择，其不够完美，但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国情，即适合而非理想才是合理合情的实事求是的选项。理想是没有止境的；从事后之明角度看，顾好自己公积金制度是比全民性的福利制更可行；毕竟，当代西方各国也在调整其福利政策。
就功绩（Merit）制而言，强调功绩虽然也有其缺点，但总的来说其是利多于弊，而其弊是可以加以缓和的。社会要进步就得让能者多劳，而要能者多劳当然也得让能者有出头与获得相应的回酬；否则，社会便缺乏动力。说到底，这是一个激励（ 诱因）制度。
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便是败在平均主义缺乏诱因。人会对诱因做出反应，有诱因才有动力，有动力才有活力。
功绩制
一国若要发展起来，基本上便得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与货畅其流，否具整个社会便会死气沉沉，这是人性。中国自古以来便实行了科举制，本身也是一种功绩制。虽然其内容重文轻武，也轻视实用科目是其弊病；但却不失为人尽其才的一个方法。
即便在当代，教育与考试也是发挥功绩制的主要机制，如能否进入名校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个人的前途与钱途。在新加坡与当代中国，执政精英一般是受过高等教育者。这类人在不同领域有了突出表现才会被选拔出来当高职。通常情况下，这类人（精英）也多是学有专长或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治理公司需要专才，治理国家也一样需要专才，而不仅仅是华而不实的表演者。
新加坡与当前的中国能有不同的成就，自与其技术官僚体制有关。虽然有人会批评功绩制过于精英主义不够民主；只是实事求是地说，任何国家的执政精英皆是人群中的少数者，学术界甚至有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说法，即不论是否举行选举，执政精英皆是极少数。即便是西方发达民主国，实际上也是实践精英主义民主而不是大众民主。
应该说，社会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专才，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精英治国本身也是问题。问题是执政精英是否务实与具有使命感与责任感。基本上言，新加坡成功因素之一是，执政精英比较能做到求好而非讨好选民，而求好不是随便讨好便得硬著心肠做事，而不是滥情或过于民粹。民粹可讨好选民，却未必拿得出成绩来。
最后，应该一提的是，人生多面理，尽管一般多认为新加坡是个成功的典范；但也有不少论者对新加坡颇有意见，如批评新加坡的威权治理；用法律对付政敌；马新左派人士也对李光耀多有不满。在新加坡工作超过十年的澳洲作者罗尼金（Rodney King）还写了本《新加坡奇迹：是迷思还是事实》认为新加坡的光辉成就是有缺陷的经验。马新两国评论人也出了本评论集《星光暗影》，揭露新加坡的阴暗面；只是事实是大量大马人得到新加坡找出路，出路才是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