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政府的有效运作来说，政党碎片化或许是奉行议会民主国家的最大困境。
比较当中实施联邦制的国家，马来西亚最大政党（伊斯兰党）的所得议席和比利时一样不超过20%，甚至低于德国和伊拉克最大政党少于三分一的比例。
对比沙巴经验
如同沙巴1985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取代沙巴人民党（BERJAYA）的沙巴团结党（PBS），2018年取代巫统的土著团结党和公正党同样是分裂于旧政党的政党。
在随后的五年，马来西亚（砂拉越除外）经历了沙巴80至90年代的政治“乱象”：悬峙议会、跳槽政变、闪电选举等。大多时候，西马政党碎片化的未来发展可从沙巴政坛的过往经验预测。
沙巴首次政党轮替后的人民党政府（1976-1985）成熟稳定，比前朝相对多元与民主。我国宪政体制的弊端（如没有反跳槽法、没有影子内阁等）当时并未曝露，其中精英与平民之间的权力共享值得进一步探究。
然而，以上弊端在沙巴团结党接手后走漏，该党随后虽改善了一些漏洞，如制定州反跳槽法、限制州元首任期、改善任命首长的流程等。
但这些民主机制在巫统东渡后逐一瓦解，造就前首长慕沙阿曼长达15年的专政与贪腐。当今的我们若不参考前车之鉴，拖慢宪政改革，恐怕马来西亚会在精英的协商下回到一党独大的原点。
宗教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崛起
巫统的弱化代表马来右翼民族主义的褪色。权力的真空并未全然倒向多元民族主义。北中马的伊斯兰主义和东马的地方主义得以在缝隙中崛起。
多元主义阵营（希盟）虽然拉拢了地方主义阵营（婆罗洲联盟）共组了排除宗教主义（国盟）的团结政府。但不排除国盟日后会和婆罗洲联盟协商，以更多的自主权来换取西马的宗教化和执政权。
匪夷所思地，安华所领导希盟为了赢取马来选民的代表性，而靠向伊斯兰和马来民族主义。团结政府更热衷于拼经济，忽略了慕尤丁和沙比里时代所开启的宪政改革。
如此的操作似乎忘了当年沙巴人民党同时拼经济又提倡多元价值的成功经验。
慎防机会主义者
在反跳槽法的规范下，议员倒戈的机率大幅降低。合纵连横权力如今集中在党领袖手中，党内民主显得关键。巫统和伊党内部操控党选的高度集权，反而加重了精英的话语权。
归根究底，议会民主制的设计本来就侧重精英博弈。和一人一票的总统制不同，我国行政首长是由精英（议员）所选。如此无需社会大动员就能替换执政联盟或行政首长的设计，大幅降低了流血政变的发生。
政党碎片化的悬峙议会则促进了敌对阵营为了共组政府的合作与协商。这某种程度缓解了两线制的极端化，减缓了延伸至民间日常的社会恶斗。
在精英博弈下，我们还需慎防毫无政治理想的机会主义者借此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倘若人民失去政治监督的热忱，认为“苹果都是一样烂”，机会主义者亦有可能挡下改革议程，进一步加重精英在后巫统时代所扮演的角色。
举例来说，有的政党为了短期间内争取更多资源与选票，宁愿洗白司法缠身的前朝高官（阿末扎希、慕沙阿曼、邦莫达等人）。
公民教育刻不容缓
为此，选民需要一定的公民教育素质，才能看清与参与政策监督、宪政改革、党内民主和提防机会主义者的议程。
民间组织需在此刻发挥更大的功能，尤其借助时事机会教育民众正规教育里所缺乏的公民知识。
除了国内经验，我们或许需暂忘熟悉的英国、台湾或日本经验。在政党碎片化的前提下，比利时、德国和伊拉克都面对极右翼或宗教保守政党的崛起。
这些联邦也面对与中央不同调的地方主义，如集中在东德的左翼党，以及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另外，执政比利时联邦的极右翼政党也是主张北部荷兰语社群独立的地方主义政党。
以上海内外成功会和失败经验，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本文为2023年人权月系列文章，今年的主题是“安华时代的民主观察”，两个小题分别是“政党碎片化下的精英博弈”及“国家与公民社会之互动”，由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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