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东欧剧变时期，政经学界流行市场资本主义选举型民主，将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政治经济模式，其基本依据是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型民主会带来增长稳定和平、繁荣与更广乏的民主与平等。
这是当时盛行的政治正确论，质疑这个政治正确者则会被边缘化为不识时务者。只是，人间事多有多面性，很少是只有单面性的。在这一片乐观情绪的另一面也隐含著被主流媒体轻描淡写的另类声音，如反全球化。
一个实例是，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发生的反全球化暴力示威事件，突显出无节制的市场经济如自由贸易并不那么完美，许多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均认为无节制的自由贸易损及了他们的利益，如产业的空洞化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萎缩，进而危及了自由主义型民主。
不少左派学者也认为社会经济不平等与政治平等（政治民主）是对立的，只有实现了社会经济民主（平等）才可能保住政治民主。
尽管如此，主流媒体依然在“市场说了算”的情况下，大赞全球化的好处，其后果之一是，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与排外情绪日趋高涨，最终表现于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而美国也选出民粹主义狂人总统特朗普。
这也突显出，市场资本主义民主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的美好。实则，早在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及欧洲在2010年发生债务危机时，便出现了强烈的保护主义及制造业得重返发达国家的呼声。特朗普更明目张胆地搞起关税保护主义与发动贸易战，这个势头迄今方兴未艾。
最近，台湾台积电的老总张忠谋便在美国台积电厂开幕时说，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已死，台湾本地掀起了热议台湾产业会否被掏空的论战，进而让人联想到，已成功脱贫致富的高收入经济体会否因关键产业出走而脱富返贫。
当然也有人会说危机就是转机，只要懂得转变创新也能转负为正，更上一层楼，是否如此，则各有各说。无疑，挑战也可能激发潜能，促使人走出舒适圈，进而成就更大的成功，只是这是个复杂的课题，涉及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
回想1950-70年代，美国为了要遏制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惜对一些盟友大开市场以巩固这些经济体对美国的效忠。在这期间，这个思路与政策也的确对盟友带来了发展契机和强化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只是凡是皆有代价，美国庞大市场规模的确让一些进取心强的经济体如德国、荷兰、日本、韩国、台湾等，可借由美国的市场规模来壮大自己，进而占据世界市场如日德韩的汽车工业。
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内市场的竞争也变得更激烈，许多缺乏竞争的产业，如家用电器业便因竞争力不足而纷纷失去国内市场。这已是个长期存在的趋势。惟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依然受到本身意识形态或特殊利益的制约，而对此视而不见。
深层地看，区域化（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或全球化（全球市场均一体化）是会增多区域或全球范围内的生活水平；只是在其进程中的某个阶段，又会为一些经济体带来不同的正负面作用。易言之，它在特定阶段，会引起许多可欲或不可欲的后果。如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壮大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的萎缩。
更重严的是，这个过程也会触发更极端的贫富不均，特别是一国国内的不平等。这个情况在美国更是显著，致使许多人反对全球化如2008年后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2008年美国起源的次贷危机也因致成物价大涨而在中东引爆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不少西方主流媒体与学术界把阿拉伯之春定性为民主化运动；只是这实际上是一场民生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因为许多靠进口商品，特别是靠进口粮食的中东国家却因物价大涨而进一步贫困化，经不起生活压力而抗议。
其后果之一便是让潜伏已久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可乘势崛起，如埃及的穆尔西便据此经由选举而当选总统；可又被右翼军人集团推翻与处死。对此，西方国家也保持沉默；突显出民主化的反讽，也就是崛起的新政权必须是西方认可的新兴势力。若否便得推翻这个政权，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这个事实也证明了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稳定与市场经济是配套成了迷思。事实上，成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多是威权主义政权，而不是纯粹的选举民主国或自由市场经济体。只有懂得因人、因地、因国政策、因时因势变通的政权才能实现稳定与繁荣。
搞不懂国情而一味盲目以西方为师者多是成就有限，甚至是失败国。约言之，因国施政才是正确的富国裕民之道，铁板一块的一体适用多会前路难行。
很讽刺的是，近年美国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威权主义国的做法，特别是从特朗普掌权以来，而拜登政府也延续了这个做法，即不再一味搞什么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而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
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本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而后被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甚至是中国与越南所模仿，如强制高科技产业回流或出台500亿美元振兴科学与晶片法案都是例子。
美国若彻底走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路线，对世界经济难免会发生重冲击，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言，经由工业化特别是高增值工业化，脱贫致富的路线不再行得通，甚至可能因此而出现“脱富返贫”的不可欲后果。
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也将下降，毕竟，无利可图的结盟关系会削弱盟友对美国的追随，这是可以预见的。美国的全体霸权不全然是政治与军事的，也是在经济与贸易上以利诱之的结果。无利可图，谁还要盲目追随？这是个现实的课题。
最后，应该一提的是发达国中产空洞化有其刀元复杂的成因，如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及主要国家公共政策受即得利益集团的制约，以及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失误等。
这些均据化了社会经济不平等，遏制了社会流动与贫困的普遍化，如在美国估计有约25％的就业人口是非正式工人（即可挥之则去的契约工），这种雇用模式也日愈盛行于日本与韩国，大马也会有样学样。
说到底，这是个公平对效率（利润）的矛盾。大马政治日趋动荡也与这些形势的变化有关。政治动荡的动因固然是多元复杂的，只是经济民生则是关键主因。经济好，民生稳，通常不会发生太过的动荡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