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来看，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早晚会从高速走入中速，再从中速走入低速或停滞，这是一种客观现象。
如1987-1996年间，大马年均增长率是9％，可自1997-98东亚金融货币危机后，便转入中速的约4.5％。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也自2015年走入中速，预计也会如发达国家一样，在不久的将来，从中速走入低速。
以经合组织（OECD）即欧美日等发达国在1970-1990的年均增长率是3.4％，可进入1991-2019年后，减速至2％。其中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甚至只有1％。据此而论，曾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大马、中国、泰国等，也会步入同样的后尘。
当然，这是就整体与长期而言，不排除个别年度会因特殊因素，而出现一时的，但无以为继的中高速增长。
何以迟早会进入低速，甚至停滞，是个耐人寻思的课题。一般认为，这与起点的高低有关，也就是起点越低，高速增长的可能越高，如目前越南、印度等。
当达到一定高度后，增长速率便会逐步下降，如日本甚至历经了失落的30年，以至于连人均收入也被新加坡远远抛在后头。新加坡可说是个异例，其兴起与可持续性主要是善于借用外力（国际因素）来壮大自己。
中高速难以为继的原因并不限于起点高低，也与其他因素有关；其中最常引用的是人口老化。今天发达国家多是高龄少子化国家。65岁或以上人口通常占人口的15％或以上，如日本甚至高达约30％之高。这样的国家通常会缺乏活力与创新力，而且退休人数多也致成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困境；若不提高生育率或引入外来年轻力壮的替代人口，将难以逆转低速增长或负增长。
人口高度老化不但会钝化增长还会消耗公私部门的资源，进而致成公共债务节节上升，使政府更缺乏资源从事生产投资，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恶性循环。
政府财政压力
今天整体上言，发达国的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均是100％，美国与日本甚至个别高达130％与240％之高。公债如此高自然会对政府财政造成很大压力，特别是养老金与医疗的财政压力，加上发达国的公债占GDP的100％并不包括这个养老金与医疗责任。
今天不少发达国的人均担心，当他们年届退休时，养老金会否破产或至少缩水，不少人还认为当代发达国养老金制度是个庞大骗局，骗这一代的工作人口养退休人口，而当他们到了退休年龄时，却因生之者寡而养不起他们。
也有人认为，公债过高还会纯化增长，进而放大了债额占GDP百分比的份额。之所以是因为，政府收不抵支，而且还要不断举新债还旧债，怎么还有馀力进行生产性投资？若没有在现在进行生产性投资，将来又怎会有收入来维持增长、就业与税收？
从性质上言，当代发达国的债务多用在消费而非投资，美国甚至有很大占比用在国防与战争。消费性支出虽可刺激经济，可毕竟有时而穷不是没有极限地。
政府虽然可用印钞票的手段来应付额外开支，可这也会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另一个困境。今天发达国经历著高通膨的其中一个结构因素便是长期用低利率与超发货币来应付入不敷出，其后果便是致成了结构性通膨；只有用高利率才可能抑制高通膨，可高利率又会提高资本的成本，从而打击增长形成另一个困境。
说到底，便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任何措施都有其代价。（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