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9日，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发文告称，国家科学理事会“关注日益受威胁的自然界状况和人畜共通疾病之间的关系”。但，就如“生物多样性”这名词即使流传了将近40年仍在国内不受重视，人畜共通病和毁林的关系恐怕需要更大力度宣导。
2018年11月4日，《科学新闻》（ScienceNews）一篇报道揭露，马来西亚诺氏疟原虫（Plasmodium knowlesi）感染病例正节节攀升。3天后，卫生总监诺希山发文告回应，其中提及，土地用途的改变增加人们接触天然宿主和传染媒介的机率，并称从事农务、园丘、伐木、森林产物采集、狩猎、以及进行森林休闲活动者是诺氏疟高风险受感染群。
同一年还发生了另一起曝光率较低的重要病例。一名丹麦籍妇女和家人到西马和泰国数个森林名胜地游玩，回丹麦前身体不适而入院，后来证实为食蟹猴疟原虫（Plasmodium cynomolgi）感染。根据相关医学报告，病患受传染地点有可能在乌鲁登嘉楼北方大约800公里处的泰国考索国家公园。医学史上首宗猴传人食蟹猴疟病例，于2011年1月在乌鲁登嘉楼发生。
感染猴子的疟疾一共有7种。继诺氏疟和食蟹猴疟之后，另5种什么时候变成猴传人仍是未知数。
国人常低估毁林代价
森林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形同内脏。有别于头发和指甲，内脏切掉了是不会长回来。若误信谗言或贪图近利而深信贩卖自身内脏是无害之举，迟早大难临头。毁林，除了造成比较广为人知的土崩或水患，遭殃的还包括水源、粮食保障、医药资源、以及疾病防范本钱。一旦恶化成断水或瘟疫之类的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可能会超过木材或土地交易所获得的利益。新冠病毒疫情留下的巨大烂摊子就是实例。
然而，马来西亚社会对森林的看法，是倾向于认为摆著不开发就是浪费资源。在水供课题，对不知集水区为何物的人们而言，藉著保护森林来保护工商业水供的概念，远不比铲平森林卖地卖树桐建高楼来得吸引人。
与此同时，人们对“环境灾难”的看法，是偏向看得见的、令人觉得恶心的污染。景点山林如果突然光秃一片，当然会引起民愤。但，这也意味著，那些不能激起打卡欲或美景赞叹的森林，不管是多么重要的集水区、无论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是如何丰富，消失多少面积都不会引起公愤。这样的“非美景森林”如果由政府或财阀斥巨资铲平，打造成北欧式的农地，并标榜成“农业和旅游业的完美结合”、“制造乡区就业机会”，即使此举是把自家水源毁掉，没有人会觉得不妥。水供出事的时候，强势社群就要弱势社群让出家园建水坝。
既然护林常识如此贫瘠，从政者为了保住选票而附和选民多数意愿，就形成“在野喊环保，在朝搞毁林”的现象。即使在主张环保的圈子，不难看见疾呼反对工业污染的人们，对种植业的毁林问题是保持沉默。
无论是灾难杀到，还是改朝换代，人们总是选择接受表面的新常态以坚守拒绝妥协的旧常态。戴口罩、发展电子商务，这新常态可接受，可配合。放弃种族歧视、放弃发灾难财、停止继续无视失控的种植业和建筑业毁林肇瘟疫，这样的改变就不能接受，不可能称为新常态。
被集体挟持当人质
“森林资源”这门生意，是一大捆的政商利益。它让富者愈富，也是穷人脱困的机会。富人拒绝放弃它，穷人无法不需要它，即使代价是一箩筐灾难。若毁林企业是整个社区的经济命脉，人们就更无力拒绝，只有接受被集体挟持当人质的命运。
今年3月3日，能源及天然资源部在国会提呈国家森林法令修正案一读，其中追加的第11（2）条文阐明当局在撤销永久森林保留区之前须召开公共咨询。然而，若不加强公民意识以及改善对森林价值的看法，公众意见管道恐怕难以发挥功效。
要摆脱这种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各方都必须学习正视毁林的代价。他们可以改革土地规划，把植林和农业严格界定在森林外，从而使伐木和毁林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把护林业打造成高薪行业，结合原住民智慧和科研科技，守护水源和物种多样性，成为防灾防疫的最重要本钱。
但，如果大家都选择牟近利，会越来越高度发达的，恐怕就是玩法律漏洞和推卸责任的功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