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1980年代以来，逐渐壮大全球化趋势，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一国的自主权，使一个中小型国很难不顾国际趋势而关起门来蛮干。关起门来蛮干的后果将是被全球化边缘化，进而危及政权与主体民族的前途。大马也不例外，得在一定程度上向现实妥协，或说得好听些是与国际接轨。其后果便是，大马得在多方面搞小开放，这就削弱了经济、文化与语文上的极端主义。
从内部来看，烈火莫熄运动与公正党的崛起使马来政治出现了质变或者说质的分裂。马来政治本身出现了更重视良好治理，社会公正，法治，跨族群合作的新政治与民本经济（而非单纯的族群政治经济）与更能接受多元文化的观念。
这个客观的势理情的变化，自也引至了华族从族群本位走向全民本位的推动力。其综合作用便致成了2008，2013与2018年大选结果。它甚至导致了行动党出现是否“去华人化”的路线争议。
有道是世异则事异，随著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史学研究也难免会受到影响，但是也应看到变中有常的常变与常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就史学研究与关注的主题言，1930-1960年代南洋研究的一些主题，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如梅井所编的《马来人风俗》（1957年），《马来亚的兄弟民族》（1960年）及《马来丛谈》（1961年）；郑文辉的《马来西亚史话》；或是鲁白野、许云樵、陈育松及其他民间学人所写的散记，丛谈，史话，随笔等通俗易懂的有关马来亚方方面面的作品。
不少通俗简明有关本土的作品实有被再发现与再版的价值，本来在1930-60年代这类作品颇多，可惜513事件后，突然剧减，其中一个原因是1971年后，许多涉及族群的课题被视为可被控告的敏感课题，逐使文人学者避嫌不写。
1980年代后的华人研究虽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可其不足之处是，少了通俗性，以致难以普及。其实，除了学术性专著外，我们还是需要更多通俗简明更易普及的轻薄短小的作品，如余寿浩的《马来亚古今谈》（1953年）或温故知的《吉隆坡华人史话》（1984年）类的普及书。
吊诡的多元社会
对导游而言，这些通俗书也是很实用的故事书。虽说随著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人会著重实用的书，如财经股票房地产投资或娱乐休闲，医疗类的书，可有关华族或本国基础知识的普及书依然会有一定市场。
毕竟，关心本土本族是人之常情，说起来，大马也是个吊诡的多元社会，其中一个吊诡现象就是，不同族群、教族多是彼此间是熟悉的陌生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各族多有来往，可一般上并不很了解对方的族群。专业学者通常也不屑于写通俗普及性的轻薄短小作品；据此再版与重写轻薄短小的国情书应是有市场的。
马来西亚研究与个别族情的研究可以是互补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没有小了解何来大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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