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国盟政府花大钱重启特别事务局（JASA）在朝野及坊间颇有争议。国盟政府的相关议员及官员想当然尔也提出自己言论背后所隐藏的经济逻辑以反驳社会的抨击。然而，在民间，尤其是在华社蔓延著浓烈的“逢慕必反”的反国盟政府风气及其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中，多一分“少一点情绪，多一点逻辑”的纯经济学梳理我想是十分有必要的。
首先，有关国盟政府拨款8550万重启JASA的决定在社会掀起了千层浪，就连执政党之间也颇有微词。然而我最近特别注意到有关单位重启的其中一个重要经济学论述就是该单位的重启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吸纳“有著专业技能/文凭”的失业人士。
根据砂拉越土保党实务国会议员卡尼斯曼的说法，JASA并不是政府的网军，希盟时期废除JASA导致许多同僚（卡尼斯曼本身为前JASA职员）面对生活困难，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拥有著大学文凭却被迫成为洋灰匠或在国会担任饮料服务员。所以为了确保该群专业人士的技能不被埋没以及降低失业率，JASA的重启有著任重道远的经济意义。
人人有官做
这位议员以及其代表的国盟政府，乃至社会大众其实都有著迷恋“大政府”的思维。这种想法视政府为就业市场的最大推手，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确保每位国民都有工作，因此就算必须要插手干涉就业市场的运作也在所不惜。而马来西亚在这一块有著丰富的经验，从新经济政策伊始，政府大肆巧立名目，创立了许多部门，委员会及局等大量吸纳社会的失业人口。
这些公务员已经成长为一头克拉肯巨兽（北欧神话里的怪兽），需要政府持续及大规模的注资。每一届政府都有著共同的政治动机继续维持或扩张该巨兽的规模，除了在前首相纳吉时期的契约公务员转型外，再没有大刀阔斧地挑战巨兽的举动，毕竟没有任何政党敢动如此庞大的票仓。
所以，民间及政党渐渐地发展出一种失业问题是政府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该问题的方式就是创造更多政府部门、聘请更多的公务员。照此逻辑来看，2019年我国共有超过17万的大学毕业生（专业文凭持有者）面临著失业的危机，而今年在新冠肺炎带来的经济冲击下，此数据预计会攀升。所以政府每一年都应该要设立更多的部门，更多的委员会，更多的发展局以吸纳这些大学生，才是一个合格、与民亲善的好政府。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在其代表作《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书中曾经论及政府创造就业的迷思和背后的逻辑错乱。他提出：“政府修建道路、建造宫殿、开拓运河，就会为一部份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但另外一些劳动者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却往往被忽视。”
当政府宣布设立新的部门，吸纳更多社会专才降低失业率的时候，难道数以千万的资金就会奇迹般地趁著月光自动落进东姑扎夫鲁所掌管的国库吗？当我们注意到数以千计的专才从JASA获得利益时，请不要忽视那些为此付出的纳税人。一方面，前JASA专才重新获得了工作，而市场就少了这笔8550万的税款来自行创造就业机会，所以同样有大量的劳动者将因为JASA的重启而失业。它只不过是将一方享受转给另一方、一人的工资换给另一人，仅此而已。
再分配不等于创造
每每被挑起这类问题时，不管是前国阵，希盟还是现任国盟政府往往都会以同样的借口故弄玄虚：“我们必须为国民创造就业机会。”仿佛创造就业机会才是真正的全民共识，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没有人可以挑战政府以就业之名所做的一切。而政治家也往往有动机想取代市场的职能，宣称政府必须主导创造就业的过程。
在创造就业的大义下，为了整个过程能够按照计划顺利展开，政府需要加紧征税，而纳税人则需要加紧缴纳税金。但是纳税人往往也会忽视，由政府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行为，其实完全可以由纳税人自己或是整个私有产权制市场来完成，如果8550万没有缴纳给政府让政府重启JASA，那这笔税款可以继续留在纳税人的口袋然后通过各式各样的消费方式流入市场创造更多的资金流动从而加速经济复苏。用巴斯夏的话来说：“这颗石子恰好投进了浩瀚湖水的一个角落，只是因为法律禁止它投向别处。”
我们为一个专才带来生计，就会让另一个失去工作，对于工薪阶层整体而言并无增加。既然社会整体的总就业岗位不会增加，社会的总福祉也就无净增值。我们不应该把就业岗位的再分配视为就业机会的增加，要记得，政府（多数情况下为多数派，虽然目前在马来西亚的情况有些特殊）能做的其实就是决定将一处的资源挪至另一处，但欲要予之一方，他们必先要取之一方。
所以JASA其实并无任何经济意义可言，议员们和政治家们当然可以紧跟潮流扛起拯救就业的大旗，但是千万别假装这一切都是理性思考的当然结果。毕竟，经济学的核心思维是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