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和巫统因为《郭鹤年自传》的出版引发了笔战和口水战。本来这种对历史的回顾也只能算是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经过40年后，一切已事过境迁，再来争议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未想一向喜欢做惊人评论的部落客拉惹伯特拉却指郭鹤年资助民主行动党，意图扶起华人政权课题，招致巫统一些领袖的反击，其中最直接抨击的是旅游部长纳兹里。他厉斥郭鹤年是“反咬主人的狗”，不配当我国公民。
继之，政党和华团也介入笔战，导致骂战升级，郭鹤年办事处不得不发表声明以正视听，希望籍此息争。未料纳兹里在拒绝道歉下，又把矛头对准马华，一方面批评马华不足以代表华社，反之民主行动党以拥有80%华人的支持才是华社的代表。
马华在一怒之下，由马青宣布与纳兹里“断交”（3月2日）。但在所谓“不再往来”下是否还有下一步的行动，我们不得而知。由于只是马青宣布而马华没有“严正声明”，这又意味著马华留有余地？不然为何在3月3日的双溪大年新春团拜上，巧妙地安排廖中莱与纳兹里分开站，而首相在中间？即便是零交流，也不等于马华与纳兹里已真正“断交”了。
此外，纳兹里也透露，在2013年大选时，马华的硝山党员也杯葛他的竞选活动，但他依然胜出，说明杯葛没产生大效果。在马青宣布与纳兹里“断交”后，纳兹里也在其选区办春节联欢，获得逾千人与席，其中80%为华裔。
肯定郭鹤年贡献
从纳兹里与马华“交恶”的事件来看，除了内阁在上周会议上有讨论相关事宜外，也没有达致“结论”，既没要求纳兹里道歉，也没要求马青“收回”断交言论，有的只是肯定郭鹤年贡献，后来也不了了之。
其实马华与巫统的恩恩怨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后遗症，而且多数是让“既成事实”来“化解”。由于化解不够彻底，而且每次是马华“力所不逮”，只得“逆来顺受”。因此以后再有争议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个例子是1959年的大选前夕，马华向巫统要求分配至少1/3的国席或40席，以便将来修宪时马华获得被征询。当时国会共104席，修宪要获得2/3多数票才能通过，因此马华希望能发挥影响力，在修宪课题上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因为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时，选出了以林苍祐为首的新班子，而在总秘书朱运兴及宣传主任杨邦孝的合作下，向东姑呈交上述密函。讵料引来东姑勃然大怒，力斥林苍祐背后捅一刀。结果马华当权派与巫统陷入摊牌窘境。更想不到的是，东姑与另一派（以陈修信为首）达成协议，推翻林苍祐的领导，改由陈修信取而代之。最后陈修信接受了31个国席分配，但胜了19席。
处于不利地位
马华两派斗争的胜利者是巫统。自此之后，马华要求平起平坐的日子也回不来了。
第二例子是1969年大选，马华派出33名国会候选人角逐，结果输掉20席，只剩13席，同时也输掉槟州执政权。大选后的第三天，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会民主暂停，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在国会重开前夕，巫统署理主席也即是副首相依斯迈医生于1971年1月15日在新山发言：如果马华及印度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巫统唯一的途径是与这两个联盟拆伙。
虽然这一席话不是出自首相敦拉萨之口，也不是巫统大会的议决案，但由于依斯迈的“权威”与身份大不同，也就被当成是巫统当权派声音。
陈修信也及时发表了铿锵有力的反驳文告：“马华及国大党与巫统比较，经常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要保护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及联盟的教育和语文的立场；就算马华与国大党是完美的，这种立场本身就势必消耗了大量的华人及印人的支持。纵使在最好的环境下，我们要获得超过40%的华人支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换言之，我们经常是处在非常沉重的心理上的不利。站在马华的立场，我们离开联盟同时以自己的旗帜来活动，将来会更加容易。”
言语中，陈修信的反击是有力的，但后劲不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马华无法与巫统齐驱并驾；所谓的华人大团结在半年内以失败告终，华社又再分裂；更别说马华能超越巫统了。
削弱马华政治力量
第三个例子是“513”事件后，联盟兴起组联合政府，这对马华是不利的；尤其是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的加盟，等于分弱了马华的政治力量，更需要让出席位给加盟执政党的反对党。
当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马华就得面对民政及人民进步党分散其代表权，此举不但导致陈修信辞职而让位于李三春。李三春接棒后则成为最后一个加入国阵的华基政党。后来演变成马华斗民政，不是马华斗巫统。
第四个例子是2013年党选前，马华通过如果所赢取的席位较2008年为少，将不进入内阁。结果惨遭更严重的打击，马华只能选择不入内阁，这是消极的抗议。
纳吉政府也就在马华“杯葛”下组阁，仅保留一个交通部长给马华。后来马华自我通过议案，取消“杯葛”后才重入内阁。虽然其地位和代表性过后有所调整，但已不再像从前那样。
如果说从前是扮演忍辱负重的角色，那么如今马华在力图翻身时又被纳兹里泼一盆冷水，把马华贬得“一无是处”。是可忍，孰不可忍，就要看马华如何硬起骨头来，向夹击马华的内外压力重重反击，这是最后的斗争，已经没有时间再审时度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