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拥有多少财富才会满足的命题是见仁见智的，但这跟个人的欲望息息相关。当许多富豪家族的孩子，正为争夺继承权或家族丰厚的遗产而反目成仇时，马来西亚200多亿身家的通讯大亨，阿南达克里斯南的独子阿姜斯利潘诺（Ajahn Siripanno），却选择放弃家产出家为僧。
财富超过了一定的限额，对个人而言，除了可以使用的范围，其他只是银行的“数目字”罢了。如果人性是贪婪的，那就为什么民主国家对公职人员的权力必须有效制衡，才可能遏制贪腐。
公职人员享有与掌握国家丰富的社会资源，社会大众为了取得社会有限的资源必然出现“竞争”，为了捷足先登，就要设法“笼络”有权力的人，以至产生“寻租性腐败”。公职人员给予谁“内幕消息”或“方便”，谁就是受益者。官商勾结就是这样形成的。
高官失算人赃并获
事实上，由于资源分配的不透明，管理的机制不完善，就容易给贪污制造温床。政治体制中，为何许多民主国家需要强制公布公职人员的财产，就是要避免公职人员滥用公权力，通过各种隐秘的手段从中获取“私利”。当一个人的收入与支出产生巨大落差时，其财产的来源自然就必须接受调查。
10月5日，我国反贪史上起获最大一笔的现金在媒体曝光，涉案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沙巴水务局正、副局长，反贪会在他们家中及办事处充公了高达5470万的现钞，数额之大，俨然一个小金库，令全国人民哗然。
钱放在家里本以为最安全，但却没想到“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这次两位高官的“失算”，结果是“人赃并获”，看来难逃法网。
2006年，澳门一位高官也把大量贪污所得现金藏在官邸，这个被澳门喻为“世纪巨贪案”的前运输工务司长欧文龙及其妻子，被廉政公署在港澳两地的银行保险箱、住宅、办公室等处搜获不同货币的现金总额超过1亿澳门元（约5200万令吉）。经过审讯后判入狱27年。这个严刑峻法相信有助于起遏阻贪污枉法的作用。
虽然中国高官把贪污的现金藏在家中，但也知道不安全，就出奇招的藏在厕所、粪坑、煤气罐、出租屋等不一而足。当然，要把受贿所得存在银行具有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容易留下交易痕迹。万一被发现，户头被冻结，钱也就“动弹不得”。白花花的现金放在身边，每天看到、点算到，满足感更胜于只是看到银行的“数字”。
这次我国反贪会能直捣黄龙，到贪污疑犯的家里搜查，才让这笔巨款曝光。这是否是我国贪污的“新型态”，看来今后凡涉及贪污者，反贪会必须先搜查疑犯家里的每个角落以及其相关的朋党及亲戚，以杜绝通过现金行贿的“大趋势”。
美国特设检察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指，美国的体制使得官员很难贪污，因为美国专门设置了特别检查官，检查官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包括对最高层级如总统的调查程序。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白宫女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性丑闻”，特别检查官根本无须顾及总统颜面，原因是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下面的那些官员也就无时不被司法监控著，岂敢“轻举妄动”。
最近，克林顿涉及到一所美国大学集团的丑闻，没有在本地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在2008年该美国教育集团，收购了本地一所知名的私立大学，2010年克林顿还到该大学做过一场演讲。这所大学就是克林顿受邀担任名誉校长的劳瑞德教育集团（Laureat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媒体报导称，根据该大学与克林顿的合同，5年之内大学付给克林顿1650万美元（约6800万令吉）。
拿了1650万美元，克林顿的工作就是到各个大学校园去演讲，媒体质疑克林顿存有以权谋私的嫌疑。美国自由的媒体事实上扮演监督政客，是阻遏徇私舞弊的“重要防线”。
通过选举唤醒国家
政治人物通过各种方式得到“财富”本来只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种种迹象显示，由于缺乏严谨的制度，放任的管理，大官小官个个都“大小通吃”。当“大马一号官员”的“一马公司丑闻”还没有落幕，这时又在高官家里搜到如此惊人的贪污“巨款”，就更具讽刺。
如果我们的选民“无法容忍”马来西亚无法无天的贪污，就要通过议会的选举唤醒这个“沉睡”与“堕落”的国家。改朝换代之迫切，本来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但可悲的是，我们的选民还在编制美梦，以为这个衰败的国家会“自我检讨”、“自我反省”及“自我变革”，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不知道对执政党“纵容”与“放任”的结果，只会使这个国家越来越陷入泥沼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