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即用典，有万不得已之心，借他人之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在诗词传统中本是自然。“用事”的技巧千变万化，或直用其意，或用没说出来的上下句，或反转使用，都使寄托感慨敷上层层保护色，唯有层层解码，方得指向本心。“用事”就如同“拟古”，都是记忆的指路标，无论是平常之事、描述之语、至理名言或是陈腔滥调，都指向我与他者共同存有的意义。
纳兰性德〈浣溪沙〉写“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的记忆，笑语犹存，令人想起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追忆的点滴，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怎知无常，转眼化为乌有。睹（遗）物思人，虽然人世常感到无常，在无常中却仍有永恒的常存在，文字成为最后一道顶住遗忘的防线，于不断进逼的悲伤中挣得不在之在的安慰。正如白先勇在〈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借用《世说新语》中桓温之语，指柳树亦指人之年岁徒长，虽言“木犹如此”，但实际要感慨的是“人何以堪”。桓温此语到宋代更常被写入词中，并作“树犹如此”，俱是感慨年华老去。白先勇以此为题，除了挪用贺铸“梧桐半死清霜后”的“半死桐”以树喻人，更藉以写二人美好的时光已一去不返，这比年华老去更加怅然，对他而言，此情真是人何以堪。
赖香吟《其后それから》（台北：印刻，2012年）在字里行间召唤其与五月此人的共同记忆，无论是看过的电影、读过的书、说过的话、收到的信，甚至争执，不惮其烦一再写出，甚至照单全录，五月仿佛仍站在眼前。那是不停逼视、拉长的时光，自相识至死别，其后只剩所有追想的一幕幕，即便将所有自杀者（无论是太宰治、海子、张国荣）的生命状态拿来比拟，都显得徒劳无功，逝者已矣。但柳美里说：“回忆的堆积才是真实的形象。”即便是“一日心期千劫在”，更何况是“灵魂的朋友”，但独存者必得如此，她必得将苦难的见证在时间磨洗中转化成艺术，唯有如此，方得救赎。
背后的抒情体系
因此，当我读黄文钜《感情用事》（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2年）的当下，我想到的不是他接受访谈所言之“克己复礼”相对于“感情用事”，而是“感情用事”四字背后更广大的抒情体系。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正因感其情而用其事，抒情自我。所有经历过的昨日与情爱，若永劫回归，于是手机简讯、旧信件、照片乃至于对方的外貌体温呼吸，都成为独一无二的此在，吾之大患唯吾有身，不仅分身乏术，更是“分手乏术”，在当下唯我独有。而文钜吟咏情性的背后更有一巨大智识性的资料库，来自于他涉猎古今的文哲素养，使他得以引经据典、引譬连类，信手拈来皆足以情景交融，鞭辟入里。
这样的文钜是我所熟悉的，从他的新诗到散文，将成语成词借尸还魂、点铁成金，再度赋予新的意义，这都不意外，也是他一向擅长。在散文中只有更加感情用事，大大发挥古典文学中用事的内涵，他所熟稔的日本文学在笔下驱之，成为最瑰丽的魔法石，起死回生。在文钜的文字中，犹如令人讨厌的松子般既不得已但又时时以鬼脸逗笑他人的情态，诙谐幽默固然是我认识的文钜，强颜欢笑更让人感受无奈，这又何妨，“怨”本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功能之一。若台静农先生晚年常书“人生实难”，是对人生的澈悟与感慨，文钜常引太宰治“生まれて すみません”，则是对时代的浩叹。可喜的是，这些文字并非向下沈沦，无声坠落，而是在看似行将就木之际，穿上西装，转识成智，成为指出向上一路的新路标。
阅读的过程，脑中不断想到的尽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从〈黄文钜论黄文钜：楚囚对泣〉／《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到《感情用事》／《恋人絮语》，文字指向敻远辽阔的天壤，文钜的书写向他所熟稔的后现代致敬，也向他熟悉的论述者致敬。
罗兰‧巴特有一系列谈论“字”的小文章，我想最适合来谈文钜的书写，创作与阅读常常惧怕老生常谈，只想更新到最新的状态，然而每个字的意义都可以被松动，顺序都可以再调整，创作者借由这些文字重听自己的声音，重说这些文字里酸甜苦涩的回忆，老调重弹，弹出新味，却更隽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