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6任首相纳吉，可说是花样最多的首相。才上任几年，便出台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计划与项目，诸如政府转型计划（GTP）、经济转型计划（ETP）、“一个大马计划”等。就政府转型计划言，依我看，并非严格意义的政府转型，而是一系列的关乎民生、反贪、治安的措施。
那什么才是严格意义的政府转型？我想它应该触及党政分家、政企分家、地方分权、公务员中立、究责机制（Accountability）、严禁公器私用、防止行政权独大、增强公民参与、打造参与性政府（Participatory Government）等根本性改革。若不在原则上、源头上处理好这些基础性的根本问题，什么打击贪污、减少犯罪、关注生活成本、强化国民教育、提升乡区基本设施、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改善公共交通等措施，若非事倍功半，成本过高，就是治标不治本，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
实则，要实现真正的转型，首先须改变政治经济生态，思维模式、领导层先转型等；否则，恐怕也只会沦为形式多于实质的转型游戏，花拳绣腿虽多，却缺乏久远的、本质上的转型。
比方说，众皆知，大马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发生广泛、盘根错节的贪污腐败、滥权、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甚至是国库通党库，党库通私库的腐败现象，那才是天方夜谭！
加上司法与公务员无法超然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腐败滥权变得无法无天，自也是意料之事。进而言之，由于执政的国阵政府成员党太多，且巫统的议席通常占到国阵总议席的50%以上，更使体制内的多党制衡变得不可能。易言之，党数越多，巫统独霸越盛，而新经济政策又合理化了打造土著工商阶层的党策，这些综合因素，无疑均巩固了腐败与滥权丛生的政治经济生态。实则，纳吉政权无法贯彻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的反腐倡廉建议，关键障碍便在于此。
约言之，既成的政经生态，注定了GTP只能是只碰表面，不触及内核的治标不治本的名为转型，实为打转，甚至可能是空转的口号。这实为体制的问题。
应实现更高程度的分权
要落实真正的转型，有效的权力制衡是不可或缺的。进而言之，要加速与落实有效的转型，便须更广泛的民主化、地方分权、媒体自由、多党竞争，更有效的透明与究责，超然与有威信的司法与反贪机构，公民社会的崛起与民主监督等；如此才能逼出好政府与善治。
要实现有效制衡与分权，公民参与与更高的地方自治／民主治（Local Autonomy／Democracy）是重要的起步，而308则是地方自治／民主的重要突破，它使大马人看到，州与州，及州与中央政府间的制衡与多元竞争，是释放民间潜能，实现多元主义型民主（Pluralist Democracy）的好处与可能性。本来，大马就是个联邦体制国（Federalism State），而联邦体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多元中的团结（Unity in Diversity），是一种分工不分家的制度设计，进而使到各组成邦（Component State）能透过整合，取得更大的效益，如中央管外交、国防、邦管文化、教育、土地，甚至是医疗与警政（如加拿大）等。这才符合联邦体制的本旨。
就大马来说，由于各州的人口，族裔与宗教组合不一，若实现更高程度的分权，理应能更合理地，更有弹性、灵活性、理性与务实地处理好多元多样的事宜，使各州更能因地、因族地各适其适，如瑞士与印度的实例。伸言之，大马要处理好多元语文、教育源流与宗教的问题，让各州拥有本身的语文、教育、宗教政策，应是个好出路，它也可提供更多选择与创新机会。
当然，要实现这些，财政联邦体制（Fiscal Federalism）是不可或缺的；毕竟，钱虽非万能，无钱却万万不能。据此，分税制（如中国）就成了必要的资金来源（Funding）。当然，分权也必须与民主化同步，才能去除失控的地方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