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80年代国内华资合作社风暴引爆，24间华资合作社在一夜间倒闭，导致老一代的华裔对“合作社”感到忧心，但排除造成合作社风暴的外在因素，合作社确实是拥有可取之处，因此近年国内的华裔新生代开始对合作社重拾信心。
合作社（Cooperative）是指根据特定的合作原则建立，以优化社员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非盈利企业形式，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人事务部的记录，在我国目前约有1万2000个注册的各式各样合作社。
其中华社较为耳熟能详的有大马农民产销合作社、自立合作社及马化合作社，还有只供特定人士成为社员的大马武装部队合作社、公务员合作社或警察合作社等。
然而，根据政府的调查显示，在众多的合作社里头，只有约60％的合作社活跃，其中都是以巫裔社员为主的合作社数量占大多数，华裔国民则相对不热衷于成立或参与合作社。
一般认为，此情况源自于80年代华资合作社蓬勃发展后，最终因一场风暴，导致24家华资合作社在一夜间倒闭。据了解，当年的合作社倒闭风波牵涉47万名华裔，众人高达逾10亿令吉的血汗钱都化为乌有。
上述合作社风暴让华裔对合作社留下深刻负面印象，以致过去的近30年，都甚少华裔会自动自发成立或参与合作社，导致华资合作社逐渐没落。
寻求更好出路
随著岁月的流逝，未经历合作社风暴的新生代华裔，在排除外在因素后，认为合作社在谋取群众利益的方面确实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近年开始又有人重新发起成立合作社。
其中见报率较高的，包括由马青总团长张盛闻所发起的马来西亚青年农民合作社（青农社），以期透过该合作社协助华青投入农业活动，推动华青农业发展及赚取额外的“分红”。
马来西亚青年农民合作社（青农社）义务秘书胡伟豪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指出，合作社与企业公司及社团组织有别，但却符合后两者的特定因素，即是拥有企业透过经济活动赚取盈利，及乡团组织照顾社员福利的特征。
“但企业则是倾向私人的利益，即是谁拥有更多的股分，谁就有更高的决策权，小股东只能跟随大股东的步伐，而在合作社则不一样，无论是拥有多少股权，只要是社员都拥有公平的一票参与决策，更为民主。”
他说，私人企业追求的是“红海策略”，都希望其他竞争对手倒下，但合作社则相反，就以农业为基础的青农社，是希望吸纳其他从事农业活动的人们成为社员，一起合作在农业活动中，寻求更好的出路。
他表示，在政府的扶持方面，合作社也比私人企业享有更多便利，因为企业是私人的，合作社则是最少50名国民一起成立，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组织，所以政府也会给予更多的优惠。
他也说，合作社的经济活动可享有更多的税务豁免，也可直接获得政府的拨款，但私人企业虽然享有特定的税务豁免，但不能直接接受政府的拨款。
合作社盈余分红给会员
同是照顾会员福利的组织，但合作社有别于乡团等非政府组织，因为非政府组织不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即使是从特定管道获得收入，如出租会所之类，租金还是归组织所有，不能直接分给会员。
胡伟豪指出，很多人误解若是只为了照顾会员的福利，何不成立一个类似乡团的非政府组织即可，因为成立非政府组织所需缴交的年度报告比较简单。
“但我们不可忽略了问题在于乡团难以直接投入经济活动，再说乡团赚取的收入还是乡团的钱，不能分给会员，合作社不同，可以透过每年的会员大会进行决策，如何将合作社赚取的盈利，以分红方式分给社员。”
他表示，不难发现许多老一代的华裔对合作社确实存有偏见，但当年的风暴是因为牵涉的合作社，都“成长”的太快，一时间负荷不来所致。
提供培训 青农社制造回酬
胡伟豪表示，撇除一些政治等的外在因素，合作社是拥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它是以民主制度设立而成的，包括遴选主席及董事，每一名社员都有权公平参与。
“还有合作社可帮助特定社群达到经济利益，如英国一些小社群都会成立合作社，种菜的将菜卖给合作社、开牧场的则将牛奶也卖给合作社，为各自的产品取得销售处，然后合作社再卖出去，社员又可以借此赚多一层的‘分红’。”
他以青农社为例，该合作社希望集合青年农民，或有兴趣参与农业的年轻人在一起，而青农社将会从其他管道如政府，寻求资源，并给予社员技术上的培训，以投入农业活动，届时还会将社员的农作物回收及转卖，赚取更多盈利。
因此，胡伟豪认为在种种利好因素下，华裔国民应该对于合作社改观，并踊跃参与或成立，以争取特定社区的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