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多或少均是习惯旧生灵，也依靠常规智慧与习惯办事！因为，这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即不必花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去思考例行公事，是成本最少效益最大的。只是，在这变化快速的时代，许多常识、常规智慧未必再行得通。
如传统社会多有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习惯性性别分工。只是，随著工业化的进程，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使得女性更易争取到经济独立权与钱，进而也改变了男尊女卑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是所谓的世异则事异。时代改变了，潮流改变了，人性虽不变，可许多常规观念也不知不觉地在变化著。
在2009年，美国两位顶尖知识分子，法律经济学家Richard Posner与经济学家Gary Becker合著了一本精彩观点对照集。这本《非常识：从婚姻到恐怖行动的经济洞穴》（Uncommon Sense：Economic Insights,from Marriage to Terrorism），便探讨了许多有趣的课题，如一夫一妻制与多配偶制（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同性婚姻；大学排名；大学应否营利；药价与专利；激进政党取得政权的风险等多元课题，也与此同时，表达了两人的非同凡“想”。
在谈到国家大小的利弊时，Becker认为，全球化有助于中小型国家摆脱规模的限制，使他们能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寻找本身的利基（Niche）与优势，而不必像往日那么受制于市场太小或国力不足的结构性劣势。只要善用本身优势，小国也可在冷门行业（也就是大国注意不到的行业）中有所突破，更可在诸如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中寻得政治与军事保护。也因此，区域化与全球化使许多小民族更勇于追求独立或自治。因为他们可以在超国家组织中寻得安身之地。
民主与经济自由矛盾
Posner则认为，中小型国家固有其灵活性，可毕竟有其局限，大国通常享有规模经济效应，可减低平均生产成本，且市场够大，有助于发展需要规模经济的产业，如汽车工业。尽管规模太大，也有其效率递减的害处，却可通过分权来解决之。易言之，大国的优势还是多过小国的。
实事求是地说，规模确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何以欧盟要搞联盟以便与美国抗衡，而东盟要搞东盟共同体或东盟经济共同体，无非意在发挥团结就是力量的规模效应，以便与中国、印度既竞争又合作。贸易集团的形成，如跨太平洋协议（TPPA）或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TTIP），目的均在于取得规模效应。对中小型国家言，借外力壮大自己确是非凡的想法。
两位作者也提到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课题，那就是民主与经济自由的矛盾。两人均认为，经济自由最终将引来政治自由；但是，民主选举却未必会带来经济自由；这可能使民主迷感到意外。
对民主迷来说，这是令人沮丧的论点；只是，这个论点也有一面之理，Becker举例，台湾、韩国、智利均在1980年代，出现争取政治自由的民主化。与此同时，一些研究如经济学家Robert Barro的研究便发现，当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一个高度时，人民便会要求更多的自由。易言之，从需求面看，人均有好名、好利、好权等欲望。有了钱之后，更想以权保位及以权谋私。这也是何以，有人说，就西方而言，没有资产阶级，便没有民主。只是，资产阶级有了权钱后，又要防范无产阶级劫富。
也因此，资产阶级特别重视法治与财产权。据此，便出现了一个悖论，在实践民主选举制的国家，特别是在落后国，有权有势者，常会利用各种手段操纵民主选举，包括政官商三角关系，以阻挡损及既得权益者的既有利益，进而损及了国家民族的整体进步，而阻挡经济自由化便是常见的现象，如颇为民主的印度、菲律宾、墨西哥、以色列等，便是活例。
跨协缓和大马物价？
显见，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并非常是一个配套。落后的民主国家不易有经济自由化与高速增长，主因便在于改革主体的力量，常小于改革对象的力量。除非改革对象中，有强大的体制内改革力量；只是，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这里也突显出，多元主义是个悖论；因为，多元中的强势集团可阻挡多元中的弱势集团的改革要求，进而固化了不平等的多元结构。
既然经济自由化迟早会带来政治自由化；那么，为何那些威权或专制国还要启动经济发展？主因在于受到压力，如安全压力（综合国力与敌对国相距太远），财政与就业压力。如1991年，印度启动小开放的主因便在于，印度在1990年面对贷币金融危机；同理，目前越南很积极于加入跨太平洋协议，便是因为出于中国的强大使其感到压力，及财政与就业难题，希望能透过跨协，加速其现代化及牵制中国。
可以说，这是种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理论上，自由化虽可能带来政治自由化，可也可能有例外，如新加坡。对政治人物言，最重要的是，先渡过目前的难关，以后的事，自可见机而行，借势而为。大马要加入跨协，主因之一，恐怕也是纳吉政权正面对多种压力，希望加入跨协可缓和物价高涨压力，及带来一定的改革红利。当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未必会如预料般实现，而可能出现意料之外。对此，就只能持尽人事而听天命的事在人为，成事在天的态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