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苛政猛如虎”来形容近日政府针对违反行管令者而惩罚1万令吉，相信很多平民百姓会非常认同。
根据3月11日生效的2021年紧急状态（预防及控制传染疾病）修订法令，违反限行令的罚款额将从1000令吉提高至1万令吉。
惟，根据全国警察总长阿都哈密的说法，警方只负责发出罚单，无权擅自决定罚款额。因此，所有罚单都会写上1万令吉，而违令者需向县卫生局求情，方能降低罚款额。
坦白说，我是赞同将《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的罚款提高，因为此法令（342法令）原有的罚款上限为1000令吉。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也曾在去年8月28日时，表态支持卫生部建议修改《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342法令），将违反行动管制令的罚款提高2至3倍。
惟，目前提高的罚款额度却是原有的十倍之多，令人咋舌。尤其是在疫情冲击经济之下，经济的“灰犀牛”碰上百年一遇的疫情“黑天鹅”，让全球市场放缓，更有不少人因此而失业或减薪，面对生计问题。
我认同当局为了控制疫情而加强执法，但也应酌情处理，否则只会让人民的重担更为雪上加霜。其实，政府可参考其他国家或仿效更新身份证的机制一样，若遗失身份证而需重新申请新证，则胥视次数来决定罚款，未为不可。
风险等级决定不同刑罚
此外，政府也因应不同环境的疫情传播风险程度，来决定不同的刑罚。以韩国为例，他们将公共设施分列为高中低三种风险等级，在被列为高、中风险公共设施内不戴口罩者罚款10万韩元（约365令吉），而低风险公共设施则不受限。
除了戴口罩以外，其实政府更应对罔顾法纪而引发感染群的人士采取法律行动才对，比如理应居家隔离却无视者、隐瞒自己曾接触确诊病患者，甚至是不让身为确诊密切接触者的雇员隔离之资方等。
其实，根据《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的第10条文（需要告知传染疾病的资料）、第11条文（宣布传染疾病疫区）、第12条文（被传染者不得作出散播疾病的事），以及第14条文（隔离患者与疑似患者）等，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力去执法。
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应持双重标准。要知道，贫民的1000令吉和富翁的1000令吉根本不可能对等，而政府目前的苛政，犹如在乞丐碗里抢冷饭。
当为官者白天不懂夜的黑、当富者焉知穷者哭的情况下，看来人民只能自求多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