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的倭马亚(Umayyad)帝国进入全盛时期,领土一度扩张至伊比利半岛,此时的伊斯兰文明海纳百川,且穆斯林统治下的宗教自由度更高于基督徒的欧洲。穆斯林作为崛起中的强权、拥有高度文化自信,自然不认为非穆斯林是威胁,并愿意赋予后者信仰自由、尊重其习俗。
在帝国境内,各宗教信徒和睦共处、学派百家争鸣,只要没有亵渎伊斯兰、先知,基本上帝国统治者还是能接受的,这是当时宗教自由的唯一底线。
近日马来人尊严大会的31项关乎文化与宗教课题的提案中,有19项提案就提及了巩固伊斯兰—国教的地位。马哈迪领导的希盟和下野的巫统,在丧失道德立场的情况下,只好接纳伊党的议程,并将其升格到国族建构的层面,如《共业》所言,受保护的异教徒是无权要求平等的,一如尊严大会的提案中,也有允许非穆斯林实践自身宗教和习俗的提案,却不可挑战穆斯林的宗教敏感,然而和9世纪的底线有别的是所谓“敏感”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何以大权在握的人口大族如此不安?主要原因还是与时代、宗教路线有关。
倭马亚王朝是伊斯兰文明的鼎盛时期,反之,基督徒的欧洲却处在黑暗时代。阿拉伯文化是当时最强势的流行文化,文化、科技发展居前的穆斯林不认为非穆斯林是威胁,反之,非穆斯林也以阿拉伯化的生活品味为傲。
然而任何宗教的发展都有其末流,伊斯兰也不例外,进入衰退期后,瓦哈比主义始终无法将伊斯兰复兴至先知时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时代不同。
当代马来人的不安部分原因是缺乏文化自信,于是只能求助于伊斯兰化。但是哈迪阿旺的神权国版本究竟是倭马亚时代、海纳百川的伊斯兰文明,抑或是瓦哈比主义的产物?在宗教化路上,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21世纪的大马,马来人穆斯林的不安主因有二:一是昔日被西方殖民的屈辱,二是非穆斯林世界对穆斯林可能的“文化征服”之假想。所以在伊斯兰化的选择上,究竟要开放多元或保守单元,作为文化弱势的马来人会更倾向后者,也就是伊党所主张的版本,而《哈迪训词》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份不安以积累政治资本。
英美民主传统的关键要素,就是幽暗意识。只要相信人性有堕落的可能,民众自然会警惕领导人的腐化,然而走向神权制的大马,假宗教之名,行独裁之实将无可避免,毕竟不会有人质疑神授的权力。
伊斯兰文明是一体多面的,大马究竟会选择海纳百川的伊斯兰,还是极端排斥异教徒的伊斯兰,这得胥视希盟和国阵对伊党的妥协和接纳程度。这是另一版本的“新马来西亚”,而神权政治是民主化路上的拦路虎,是难以回避的陈年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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