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傲气，有的时候，确是难以理解的。夏伟和鲁乐汉合著的《富国强兵之后》（新北：读书共和国；2017）说到六四运动，党中央终于愿意和学生领袖对话那一幕，当是经典了。
人民大会堂上，总理李鹏面向了两名年轻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王丹，还有年轻浮夸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当日一身病服，吊上氧气筒，现身在这个会议。
夏伟和鲁乐汉说：吾尔开希“像挑战更高量级的拳击手一样，利用他绝食而变弱的状态来制作戏剧效果”。他之开口，显然触犯传统的礼仪：“时间很紧，我们在这里坐得舒服，但外边的同学在挨饿，所以我很抱歉打断您的话……”
姿态这般，可想而知，事情尽是磨蹭拖沓，兜兜转转，没有结果。最糟糕的，还不是“自命正义的学生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富国强兵之后》跟著记录了一个致命伤：会议到最后，总理和蔼地伸出手跟他们握手，但是没人伸手与总理互握。
显然的，“对党而言”，这一幕让他们难堪，何况，国家领导早前退让了一步，答应学生领袖，“把整个过程透过电视实况转播给全国”。（页309-310）跟在后面的演绎，我们现在都知道了，长话短说，总之是幕悲剧。
我们现在回想，如果当时，双方彼此紧握双手，牢牢地拥抱对方，对抗将会如何落幕？可惜历史终究没有如果。华玲和谈，也是这样。一错过，要另外久等四十年，干戈的纠结，才能化为和谐之玉帛。
大厅之上错过的议事，从此再没有转圜的余地。结果，有者身陷囹圄，有者出走流放，有者情寄基督。当年还在耳顺之年，曾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的李鹏，已是年近90岁的耄耋。转眼卅年了，一代人的光阴，皆成一桩悬念的如烟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