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笔者在吉隆坡上海商务印书馆,听了一场有关“去中国化的中文学习”的书评会。所评的是一本黄庭康博士所写的一本有关1940-60年代,英殖民政府在两地中文教育的内容比较,这也是一种有关文化霸权的比较研究。
所谓文化霸权,用通俗的话说,也可说是洗脑教育,是统治集团驯服被统治民众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毕竟,单靠武力统治的话,成本太高,若能驯服人民相信统治集团的正当性,则事半功倍,可用更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回报。
说起来,不仅是专制国家,即便是发达民主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搞文化霸权,如美国的主流教育与媒体,便一贯妖魔化社会主义,以至于一般美国人在听到社会主义(更遑论共产主义)这名词时,便生出抵触感。
因此,我们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报导与评论,也不必照单全收,而所谓的言论自由,也可能是媒体老板或金主的言论自由,而未必是受雇记者的自由。阿拉伯人要建立半岛电台,便是认识到这一点。据此而论,中文、俄罗斯文等,也应建立自己的立足于本土的世界观或国际观,而不宜一昧跟著别人走。
黄庭康认为,就新加坡和香港两地来说,英人在港推行的去中国化中文学习成就较新为佳,这可能与香港是单一种族地区有关。
恐引港人义愤
在香港,中文教育,如有关历史的部份,有厚古薄今,美化古代中国,避谈现代的倾向。之所以,在于避免引发港人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反英情绪。这确是比较高明与稳妥的手法。若偏重近代史,固然可突显英人的威风事迹,却难免会引发港人的耻辱感,甚至是义愤。今天,一些港人有怀英情结与反中情绪;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同理,黄庭康的研究在台湾颇受重视,也应与有志于搞去中国化的台湾主体意识论者有关。这里也突显出,教育,特别是公共教育,确是台意识形态机器。一般来说,多数人在离开学校后,是不会再继续去主动阅读,以更新或进一步开拓自己的视野。因此,争夺教育主导权是事关政权兴衰的大事。
随著中国的崛起与中文功利性价值的升高,如何使华裔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中国情结,是个耐人寻思的课题。
我想,这个提问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首先,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或商业往来与国家认同,是可以区别对待的,如瑞士的德语、法语与意大利语系民族,虽个别坚持其母语,可又强烈地自认为瑞士人,而非德国、法国或意大利人。英语系国家如美加澳人,也个别在政治上认同自己的所在国,而非英国;其二,由于族裔与语文的纽带,同语系人之间有亲和感,也是人之常情,没有必要去避讳、矫情。
君不见全球穆斯林之间,便具有教胞感(Ummah),佛教、基督教亦然。人的认同本就是多元而非单元的。其三,物是死的,人是活的,如何善用而非滥用这些纽带,以便往好的方向发展,才是关键所在;其四,在特定情况下,如发生冲突时,可依据自然公正、基本人权与普世伦理去做判断;其五,学习瑞士之道,则是保持中立,以免引发内争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