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新村是英殖民时期紧急法令下的产物，而华人渔村则多半保持原生态。但两者均是了解大马华社历史的重要渠道。只是，半个世纪未有显著变化的华人村落，却因外劳的进驻而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历史面貌。
华人新村和渔村的历史记忆，在不久将来将会全面改写。只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华人社会可有危机意识和因应之道？
举例而言，雪兰莪州巴生港口的海南村，原是一个以捕渔为生的海南人为主的村落。但近年因人口外流，外劳成了村子的主要租户，为村中人口结构中的主干。这些外劳仅有少部分是受雇于海南村的捕渔业者，其余大部分是在邻近工业区打工者。这些外劳有者已经娶妻生子，甚至在村子里经营起杂货店。
外劳喧宾夺主的情形在国内不过是冰山一角。许多乡区华人新村，因为华裔人口的外流，而沦为外劳的住宿区。华人新村实际上已渐渐变成“外劳村”了。
今天的外劳们已经在这里建构了本身的社群。他们在村中做起生意、承包工程，构筑了本身的经商网络。他们当中也有自己的“社群领袖”。不少外劳已能够说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语。这和当年在殖民地时期的华人和印度人两大社群的情况有些相似。
对于庞大的外劳群，我们可曾思考过我们的传统社群会的根据地会被侵占？尤其在空屋率节节上升的情况下，为了缴交房贷，或者为了获取区区数百元的租金，许多华裔屋主毫不犹豫的把房子租给外劳。但是，外劳有群聚性，再加上新村人口外流，未来越来越多的新村将会走上南巴生市区由华人传统社区蜕变为印度区的老路。
今日外劳蜂涌而至，其实是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失当而创造的缺口，以致农业和制造业对劳力的需求如无底洞般无止尽。但外劳也对我国传统劳力市场产生排挤效用。只是，当政者似乎没有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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