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大马向来便颇受外部的影响。如自20世纪初期以来，马来穆斯林、华人及印度裔，便颇受来自伊斯兰世界，中国及印度政治的影响。说起来，这也是人性之常。
具体来说，1930年代，马来左翼民族主义者便是主要受到来自印尼的影响；同理，1940年代兴起的马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伊斯兰思潮，则来自中东。我国印度国大党（MIC），也是模仿印度国大党组建的政党。
华人的左翼思潮，更不在话下。直到今天，这些外来影响，依然不可忽视。如1980年代，我国伊党改走更激进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路线，而非马来民族主义路线，便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有关。伊党甚至模仿伊朗设立最高的长老权力机构与最高精神领袖。同理，巫统也与伊党展开伊斯兰化竞赛。
1970年代以来，在马来与穆斯林社会崛起的宣教运动（Dakwah），主要也是外源的，而非内生的。当前，在中东崛起的“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能对大马的穆斯林有号召力，也显示出外因的作用。它也突显了全球化的跨国界、跨民族的作用。
就华社而言，早在20世纪初期与中期，便颇受中国因素的影响，如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设立，便是外源的而非内生的。
1950-1980年代，大体上言，中国对大马华人主流社会的影响已不那么大，可自中国崛起后，华社与中国的来往也日趋频繁。中国甚至已在这几年，成了大马的最出口国。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大马华社与中国在各方面的交往自也不断加强，许多乡团更与中国的相关血缘、地缘，姓氏组织建立联系。强调马中和平外交关系的活动，更成了备受重视的主题，如郑和研究。其重点也多偏重互惠与和平共存。
尽管，华社与中国的来往日趋密切，惟其性质主要还是商业与文化性质的来往，而非政治性的。毕竟，自1950年代以来，大马华人基本上已视大马为政治认同的对象。视中国为政治认同对象者已大减。但是，这不等于说不关心中国的发展趋势与前景。情形就如马来穆斯林顶关心伊斯兰世界的动向一样，是自然的人性与人情的表现。也没有必要加以掩饰，以示只有对伊斯兰世界，中国或印度漠不关心，才显示出对本国的唯一效忠。这就未免显得矫柱过正与矫情了。
就大马华人言，大体上言，华校生特别是老一辈的华校生，多会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之所以，固然有民族感情与文化情结的作用，也与近百年来中国的多灾多难，积弱不振，备受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打压与迫害有关。
此点，恐怕是40岁以下的年轻一辈所难以体会到的。进而言之，它也突显出，年轻一辈的华人，包括不少的知识分子，对当代西方情有所钟，认为西方，特别是英美等国，是人类的救世主，而有意或无意地忘了英美等国曾犯下的罪恶或其虚伪的一面。这也涉及垄断国际媒体之事。
其实说到底，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受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或民族利益所支配的，当民主人权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就会露出民主人权摆两边，国家利益摆中间的本来面目。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欧美国家也不例外，这类史实也举不胜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