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说到入乡随俗，恐怕宗教乃最有保留，甚至最反动者。因宗教一般上有其基本理念、信念、原则、立场、标准等，不一定与一地流行的风俗可“苟合”，某些甚至摆明就是要“移风易俗”，自视为进化或净化各地人民的进步因素。乃至，某些宗教对“乡”本就不具敬意或期望，偏向视其为文化僻陋、庸俗、浑浊之处。
不少宗教从外地传播到某个社会，即使不得不做出些适应性调整，但也不会牺牲其核心理念和价值，乃至象征。如说佛教传到中国，就算汇合了儒、道思想，惟其最基本的教义还是被细心、严谨地持守，若是有所大改或变调，就不被教界承认为佛教了（如所谓的“附佛外道”）。为适应中国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佛教于表征上不无变通，如僧侣改穿“汉装”，但头发还是要剃的，虽说这大大抵触了儒教孝道的规定，也的确招致很大的批评，甚至攻击。
事实上，佛教还算是比较通融的宗教，可容许信仰上蛮大的综摄性调整，如说让当地民间崇拜的神灵直接纳入或附属于其信仰系统里，如中国的关公、妈祖，缅甸众多的“Nat”等。有些宗教，实际上对地方上的信仰，乃至相关文化，包括观念、价值、习俗、习惯等，皆抱著否定态度，即使不无综摄现象，但也要相当彻底的“改头换面”，如用本教原有的神灵创意地替代当地流行的“偶像”——即允许其持续膜拜、庆祝的当儿，“对像”却必须换掉。
更为极端的例子，甚至还包括否定掉当地的历史，视其人过去所总结的各种经验为“迷误”、“蒙昧”、“不正当”等，惟有本教降临之后的历史，方属真正值得记载、纪念、阐释、演绎者。从该宗教“神圣”的世界观来论，如此历史审判和取舍一点都没问题，甚至是应尽的义务。但对历史的否定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最惨烈的包括对古迹及古籍的摧毁（如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的下场），以及对原先思想、信仰、价值等的独断排除、抹灭。
质言之，若非人类社会的普遍世俗化，不再动辄全照宗教之眼界及尺度来衡量、强求他者，恐怕更多处于相对弱势的社会已惨遭剧烈的移风易俗，如15-16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所幸18-19世纪的人文主义成熟，制约或中和了宗教的文化征服冲动，才局部缓解了殖民地时期不少弱势群体被文化同化或清洗的压力，也为人类保存了更丰富、多元的文化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