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在经济领域扮演什么角色，是个自古以来便已争论不休，迄今尚无定论的争议，如汉朝时的盐铁论，便是在争论国营对民营的优劣！有趣的是，现阶段的中国，也在争论国进民退对国退民进、国富民穷对还富予民的课题。这个争议，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世界各国。
总的来说，当代主流经济思想，多认为国家应扮演促成者（Enabler），或便利提供者（Facilitator），而非直接参与经济的角色；只是，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较为复杂。大体上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积极干预经济，也大搞国有或国营企业。主因在于，为了早日实现现代化，必须集中力量、资源办大事。若依靠尚未成熟的内资难免会拖缓现代化的进程，更何况，民间也缺乏资本、技术、人才等搞大规模的企业。此外，1920-60年代时苏联的工业成就，也加强了这种想法与渴望。
与此同时，1960年代在南美洲兴起的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也进一步合理化了国家干预的迫切性。这种理论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中心一边陲（Center-Periphery）基础上的不对等经贸关系。也就是发达国从落后国进口初级原料，出口高增值产品到落后国，若落后国不能从出口初级原产品，升级到自制高增值产品，再进而出口高增值产品，便永远得依附发达国，成为永恒的第三世界国家。
据此，许多南美洲国家，如巴西、阿根廷便大搞国有企业与保护主义；其结果并不理想，许多受保护的内企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想走出国外，进而抑制了升级，更因得进口关键组件，而导致外债高筑。政府本身也因规模过大，及过度补贴各类国内产业，而出现财政困境。在1980年代初，国际利率高涨时，还出现倒债风波。
至于亚洲四小龙何以能步步高升，突破瓶颈，则与国内高储蓄率，国内市场小而被迫早日走向国际，注重科技兴国、贸易立国、人才培育、内资有富国强民的使命感，能者能出头的政策与制度等有关。何以四小龙能，大马不能？主因在于，大马大搞公共企业的目的，不但与南美洲不一样，也与四小龙大异其趣。大马在1970年代起大搞公共企业，主因在于早日实现族际经济平等，且这个压倒性的目标压倒一切不容置疑。更糟糕的是，这个目标受制于零和游戏（Zero-sumgame）的族群输赢论支配，为了实现目标，不惜限制非马来人的发展，如产业协调法令ICA（1975年出台）或高等教育与人才培训的配额（Quota）。
同理，也因为把重点放在股权占有（Equity）而非创造财富、体面就业机会与产业升级，即便收购了许多外资或华资的资产，却没实质地增加国家财富与实力，而只有产权与股权的转移。只有转移而没有创造，只能说是种缺乏增长的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out Growth），更遑论质的飞跃。
由于得到教训，大体上言，进入21世纪后，中央政权似乎也不再那么执著于旧目标，而较能平衡分配对创造的矛盾。然而，由于新经济行之已久，要完全平衡分配对生产的矛盾自有其困难。
只是，从族群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马来人也再没理由担心外资或华资操控大马的经济；因为，事实是，政联公司（GLCs），而非外资或华资，在主导大马的经济，如在2013年10月，市值最高的10大公司中，便有8家为政联公司，首名的马来亚银行市值便达864亿令吉。从年度营业额2012-2013来看，前10大中，也有8家为GLCs，首名的森那美，营运额便高达467亿，其次为国能379亿，国油商业296亿及排名第4的马银行275亿令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