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感慨华人不团结，对华人一盘散沙大感无奈。事实上，从历史来看，华人不团结与经济利益有著直接关系。中国数千年来所发生的改朝换代，也是一种社会不团结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问题的根源仍在于资源分配的不均。即便是同乡，也可能因为利益关系而变成敌人。
举例而言，同样是惠州客籍的叶亚来就因和同乡张昌争夺吉隆坡矿区，结果引发吉隆坡的惠州人和间征的嘉应人发生激烈的吉隆坡内战。
本地华人内部的不团结，不同籍贯间的隔阂和磨擦引发的冲突，比起台湾早期的闽客械斗、福建社群的漳州人与泉州人的厮杀，只能算是小儿科。再往前追溯，在中国祖籍地的宗族社群里，不同宗族间常因争夺水源、耕地而发生激烈的冲突。即便是同一个宗族内部，不同房派之间常发生“大房吃小房”的现象、甚至是同房派底下的不同堂号之间，发生械斗也不算新鲜事。
19世纪开始，大马华人从中国南来的移民活动，在性质上可归纳为经济移民。离乡背景远到而来，为的就是挣多点钱改善留在家乡的亲属的生活。南来者组织同乡会目的是集结同乡力量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人数较少者，也会打破地缘和血缘的限制，建构新的纽带来达到结社抗衡其他方言组织或地缘组织的目的。因而在19世纪时期，在海峡殖民地就已出现跨籍贯的姓氏会馆组织，其意义是在抗衡人数众多势力庞大的方言组织与地缘性组织。就现实意义而言，华人会馆的出现，背后的原因与经济利益脱离不了关系。
叶亚来担任吉隆坡的甲必丹期间，当时的马来统治阶层就为矿区的开采权而分裂成两大阵营。而华人也因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各自成为两大马来阵营的盟友。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吉隆坡政局和今天的马来西亚没有什么两样。华人、马来人和印度早已经培育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那时期华人会党的领导人如果不是为了个人经商利益，怎会平白无辜地卷入马来社会的内斗呢?今天政局出现两线制的局面，其实大家都在奉行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大家都有阶段性的利益，却找不到共患难的情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