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通常是华人,出国很麻烦。饿了要吃中餐,所以爱到中港台玩。到了欧美国家,非吃中餐不可。他们声称西餐不是问题,只不过所谓西餐,是麦当劳或KFC类,而非淋上黑醋和橄榄油的沙拉。我把这一种人称为“封闭的华人”。
另一种人,什么都吃。他们出国专挑没吃过的尝,异国的食物,另有一番滋味。这种人容易融入各种社群,感受不同文化,生活精彩,精神饱满。我称之为“开放的人”。
有一天,这两种人到了法国,肚子咕噜噜。第一种人很辛苦,可能要挨饿。第二种人看到冷冻的三文治,买了就填饱肚子,好运的话还可能尝鲜。
还有另一种人,既使没熟食,也能猎松鼠或麻雀温饱。这种人死不去,生命力最强。我唤他为“人”。
第三种人啥都吃,第二种人也许不排斥生食。第一种人只吃中餐。
这三种人可能来自不同的成长环境,因此视野和态度不同。一个固执,一个多元,一个很实际。
要“吃中餐的”理解“吃冰冻三文治的”不难。他可以“明白”及“尊重”对方,但是除非饿到慌了,否则“吃中餐的”绝不愿意吃冰冻三文治,更遑论生食。
当然,我说的不是吃。
比方说,你认为当务之急,是到砂州内陆帮助原住民申请身份证,因为没有身份就无法享有国民的权利,因此被欺负及边缘化。
但是他身为西马人,认为原住民的事不关他的事。即便被告知东马建白象水坝用的是他公积金的钱,他依然选择窝在安全区内,表示民主是自由,自由是选择,而选择相信原住民无可救药,还是别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们身上了。
你对原住民产生同理心,是因你的经历与视野允许你换位思考。他对你没有同理心,所以他选择不苟同你的做法的理由。他对原住民更没有同理心,因为他吃的总是中餐。原住民对他有没有同理心?根本没这个机会和必要。
有一天飞机失事,他不幸迷失在森林里,身上还受了伤。原住民把他安顿好,用草药治伤,打鹿喂他吃。他痊愈后突然产生了同理心,因为原住民救了他一命。
但这个情节太好莱坞了。经济哲学鼻祖Adam Smith认为,我们关心的事,别人未必关心,也不能期望同理心。我们早就该明白,同理心在文明社会里是一种奢侈。所以公民运动的各种课题,大家的认知不同。受欢迎的,通常是便利的,大家一窝蜂拥上。冷门的,只好埋在华丽虚饰的论述底下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