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初到台湾，首先就读林口“侨大”先修班。“侨大”如同牢笼，我等如囚徒，每周六下午课后才能自由活动。其时有家在台的泰缅同学可以回家，活泼过动的港澳同学进台北城消费，普遍很穷的马来西亚同学大多留在镇上采买日常，品尝小吃，透过小镇认识台湾，而穷又嗜电影如命的文艺青年们，顶多跑到新庄泡二轮电影院。
其时稚嫩，不知道“侨大”和“侨生”如何影响了林口小镇的生态与面貌，只知镇民对“我们”颇有微词，并不十分欢迎。
周会教官训话时，经常听到的就是：行事要收敛，因为林口人不喜欢你们！究其原因，竟是讲广东话很吵，像吵架。
其实除港澳同学，讲广东话的学生比例不算高，此说不能成立。不过“不喜欢”的理由纵有千百种，语言、口音和腔调最容易得咎。
我上大一时，是台湾大学全面进入电脑化时代之初，学生务必学会中文输入，用电脑写作业。台湾同学除了学习仓颉、大易、速成、呒虾米，尚有注音输入法救急，我在背熟仓颉码之前，也靠注音救急，却发现有许多字注不出来，越救越急。我在怡保长大，家中讲方言，在外讲华语，在师长朋友眼中，我的华语非常流利，讲得极好。殊不知这是我国标准甚至只是怡保标准。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五音不全，“这”“知”、“四”“师”、“此”“尺”不分。
此后至今，我对口音和腔调很感自卑，也很敏感。发言时，每遇台湾同学回以“嗄？”，我就觉得来者不善，是故意的。后因室友喜欢看港剧听广东歌，没事就让我教她广东话、一起听王菲的〈暧昧〉，我才从中看到善意和温暖。
关于口音，除非刻意又刻苦下功夫，否则不太容易改变。不过日久有功，我在台湾说话的方式起码在辞汇和语气上越发趋近本地习惯，虽然多说必定“破功”，但无论在学术发表、田野或工作上，很少再被人“嗄？”了。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为了不让人误认我是东南亚籍配偶或女佣，我相当刻意地压抑广东腔。
这几年在新加坡，由于我的华语讲得异于本地──措词、发音、语气或速度都有微差，为避免被误认为中国人，我很“果断”地恢复讲“新马华语”，重拾摒弃多年的被指为“不标准”的说话方式，尽力表现出本地人能辨识的特色。
我说华语的口音、腔调和方式，一直因环境故而微调，但没有大变更。一日收到学校寄来的助教教学评鉴，赫然看到“她应改进她的台湾腔”之评语，为之傻眼。我其实该高兴“十年有成”，却心里有数：当你不喜欢，挑剔她的口音或腔调最直接也最方便。尽管这是很肤浅的区异，却是很有效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