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曾如此表示：“国家的价值（worth），长远而言，乃组成国家之个人的价值”；国家若“矮化”其人民，把其“驯化”为即便是为了某种有益目的手中“工具”，终将发现“‘小民’著实无法成就大事”（《论自由》）。密尔接著以机器比喻国家，而人民则是“生命力”，无此生命力，机器就无法顺利运作。
密尔以宣扬自由主义及个体主义闻名，他不仅著书高唱伟伦，也亲身下海参与政治和社会改革以实现其理念。他关心劳工阶级，甚至积极推动女权，可谓最早的男性女权主义者之一。对于个体权益和能力的珍视，使他敏锐地察觉到集体主义的不宽容足以压抑、残害个体，尤其当多数者借用国家（state）之力来强制实行“一致性”（uniformity）的时候。密尔乃最早使用“多数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概念的学者之一。
19世纪乃国族意识高涨的时代，然一个足够文明，重视思考和人文传统的社会，就是能够培养出如密尔那样不落俗套、择善固执的知识分子。虽说当时也是殖民主义凌虐全球，而大英帝国正是个中最为“贪婪”、“狡猾”、“霸道”者之一——是以，殖民者（包括诸多海盗、罪犯、奴隶商、鸦片商、军火商和冷血资本家）的同仁（密尔曾服务于东印度公司）讲人权和人道，似乎有点吊诡、虚伪，惟这并不抵销了密尔思想中亮眼的人文关怀及普世价值。
19世纪离今天实已隔了一个世纪，然遗憾的是：不少非西方社会仍搞不清楚现代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动辄把国家具体化（reify）为某种超然、绝对、独大、无所不在的权威，以至社会和个体被边缘化、矮化、弱化。实质上，国家始终都是人为的，当个体被束缚、宰制，乃至被“废掉”后，结果往往就是少数特权分子独揽大权，为所欲为，包括擅自拟定各种利益自家人的政策和计划。有时候，所谓“国家利益”，根本不外乎特权者及其朋党的利益！
人本质上有揽权和滥权的根性，所以现代民主社会不能容许权力的不平衡、不公开、不流动，以至让部分“揽国者”有机会“称霸”，并障碍了他人自由实现其价值和幸福的空间；而若要确保这一点，加强赋权社会和个体乃关键步骤。简言之，健全的社会不能“国强民弱”，更不能“国强个体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