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董总主席叶新田表示要搞一份华教总诉求，现在，华总会长方天兴也准备草拟一份华团备忘录，一边是诉求，另一边称备忘录，到底有什么不同？
当然，华总和董总本来就是你做你，我做我的不同组织，各别为自己的知识产权取个不同的名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方天兴对于“诉求”这个名词那么敏感，实教人不敢恭维！“1999年华团大选诉求”对前首相马哈迪和巫青团而言，确实十分敏感，但在华社只成了记忆，即使社会上仍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诉求，已很少人感觉到阉割之痛！他忌用“诉求”这个名称，无非是担心会挑起一些人的情绪，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名称或不重要，忌用“诉求”也无可厚非，然而，所谓备忘录如果不能容纳宗教及特权课题，则已经超越怕惹麻烦而近乎自宫！何况，一些人敏感的程度可以天马行空，不必动到神经也会痛不欲生，主张绩效固然被解读为反对固打制，提倡信仰自由也会有否定一教独尊之嫌。当前存在著太多宪法之外的特权，华团若不拨乱反正，难免受制于人，而所谓的备忘录如果提都不提，有关方面又如何得知华人一直都在向恶势力低头？
已知董总正在邀请8大华团共同起草华教总诉求，顾名思义，这份文件应该会像“1999年华团大选诉求”那样，不但征求广大华团盖章认同，也会要求朝野各政党，甚至于首相的认同。华总似乎没有广发英雄帖共襄壮举旳意思，它只寻求13州大会堂的内部共识，而且，所谓备忘录也不打算发给朝野各政党，只是呈交给首相一人而已，甚至于首相认同与否都无所谓！
如此格局，虽说内容包括政、经、文、教，却是大而无用，虚有其表，董总只谈华教不及其他，形似局促，却因对像包罗华团、朝野政党以至于当今首相，其作用和影响力，非华总的备忘录所能及。
忌同“诉求”而偏爱“备忘录”，自是方天兴一大败笔，内容不提宗教及特权课题，则显示他的慎言守行已经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办大事而拘小节，岂是领袖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