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709，428集会的亮点之一，显然乃部分宗教人士的“高调”现身，毫不掩藏、搁置或闪烁其宗教身份。虽说此举不是没招来批评，包括其他教友的非难，惟不管怎样，若社会真的涌现各种路线、形态或程度的宗教积极主义或进步主义，只要不是沦于“极端”者，其实也相当自然，乃至健康。
坦白说，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即有形，也无形地笼罩著公共领域，所以宗教著实一向也未能逃离政治的“五指山”，多少总得按其“基本理路”和“游戏规则”而走。职是之故，教界若对政治冷感或懵懂，实则一点好处也没有，甚至是对信徒和公众的“失责”。于一个现代社会，宗教虽不宜直接干涉政治，但也不该自我消声、放逐、边缘化，结果任由易于变质的人性恣意扭曲、污染、腐朽了政治。
现代社会所讲求的“政教分离”，其实并不否定教界的参政权，而仅是为了预防宗教与公权力的“合体”，以至凌驾，甚至侵犯了个体的主权和尊严。实际上，世俗政治亟需宗教的“从旁”监督，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多一种监督机制总好过没有。当然，教界也必须了解的是：民主社会是相互负责的，没有哪方享有绝对的正当性和权威，所以教界也可能被政治所监督——如说制止其介入立法和司法，免得典当了政府的中立性。
某些人虽不反对宗教参与政治，但却不同意教界中人于行动中公然展示，乃至标榜宗教身份和象征，认为这已属滥用“公共符号”。坦白说，如此顾忌和不满也并非不能被理解，毕竟宗教符号肩负著非常重大、本质，乃至超越的意涵，诚谓相当“敏感”。因而有人建议教界人士不妨选择其他身份，如说“公民”、“选民”或“利益相干者”等来涉足政治。惟从另一个角度来论，宗教符号一味于政治面前“遁隐”，又何尝不令其他教徒深感遗憾呢？
质言之，对于宗教进步主义者而言，正因宗教符号乃共有、开放的，就更不应该质疑或阻挠部分人运用之（除非是误用在反人类、反社会等行径上），这已形如干预言论自由。同时，人们也毋须过度解读部分信徒的行动乃替整个教界作代言、代理，而感觉“被拖下水”。
实际上，以教界当前的状况来说，敢于真诚表态，或许还比表态的内容更重要。毕竟一个关怀世间的群体，总不能老是纠结或阻滞著，而至“抑郁成疾”。
